专访崔永元:我不是道德楷模 不嫖娼就不错了(图)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之后的两年，关于崔永元离职的传闻从未中断，偶尔还会窜上娱乐新闻的显要位置。有记者问起，他也会回一句，“这事没必要没完没了地说。”

　　实际上，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坚持。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在三年前就交了辞职申请，一直未能遂愿。他选择离开的原因简单，“精神压力大，不太适合做节目。”

　　在同事们眼中，崔永元人缘不错，没有私人矛盾，与世无争。他经常去台长办公室，但反映的从来都是业务问题。“所以辞职完全是个人选择，没有其他因素。”崔永元说。

　　但台里对待“个人选择”似乎也有差异，比他晚交辞职申请的李咏却比他提前离职。“这对我是个刺激，他比我影响力大，他能走，为什么我不能呢？”崔永元念叨。 2013年9月，他在微博中的一句“麻烦以后不要叫我央视名嘴”再次引起波澜。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捕风捉影的机会。在媒体众说纷纭的报道之中，央视总编室 “不知情”的回复更让事件扑朔迷离。

　　“当时主要是在走程序，请辞报告先交所在部门，再逐级上交。媒体问总编室时，或许报告还没交上来，所以他们可能真不知道。”崔永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是年11月，崔永元在参加河南卫视《成语英雄》节目时，称已决定离开央视，将去大学教书。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认已正式离职，赴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时间中，他正实施着一场即将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争论的行动——赴美拍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

　　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条微博。

　　当时，他看到一则新闻，有人称“要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都吃转基因”。他对这样的语言模式很反感。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但他在微博中写道：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他未料到，这将是一场口水“战争”的序幕。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难听的话很快布满了评论，这让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则对方怎么这么快就亮剑呢？”

　　一向“轴”的崔永元正式跟转因基杠上了。

　　这几乎成了他每天微博上必谈的话题，最终，他决定赴美拍摄纪录片。当他把自费100万人民币拍摄的40小时的素材剪辑为69分钟的纪录片在网上放出后，褒贬声接踵而至，支持者认客观中立理性，反对方称为调查不科学，预设立场。

　　小崔不干了，“我是学新闻的，什么是预设立场，我拿五万块钱雇人在美国找些反转基因的人随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机取巧，但那不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他反对的不是转基因，而是公众缺乏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去美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可以选择一辈子吃或不吃转基因食品，因为所有食品都是明确标注的，而我们就做不到。”崔永元说。

　　然而，网上的质疑和谩骂声并未停止。遇到讲理的，他会跟对方理论几句，碰上出口成脏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几句粗话。网民对他的应对方式感到错愕，这不再是他们心中那个在央视坏笑着的崔永元。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早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他这样说。

　　显然，如果留在央视，他的纪录片是无法播出的，甚至赴美拍摄都难以成行，微博骂战更不会如此激烈。这种束缚对于年过半百的崔永元来说，有些无法忍受。他讨厌繁复的会议，反感台里关于微博的管理规定，“要我们签协议，不让说这不让说那。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掐起来了，我不说怎么办？”他说。所以，离开，或许也是最好的结果。

　　逃离体制，崔永元能自由很多。他笑言他的快乐生活方式就是“见到浑蛋就想打”。“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崔永元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但很快又调拨到幽默模式，“一个人的好坏，谁还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错了。”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但他自认为还是与时代脱节了。他的证据是自己连长微博都不会发。为了发篇长文，他连续发出十五条短微博。网站看不下去，派了人当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会发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发现了他想要的《日本联队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犹豫，按住语音：“买！”

　　30 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但如此的规模显然已很难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摆放着抗战时期的日本瓷杯——日军每攻陷中国一座城市，日本国内会为其烧制一款作为纪念。崔永元说，瓷杯已很难收齐，即使要好的朋友开口，他也不会忍痛割爱。助理在旁边搭腔：“钱文忠老师已经拿走好几个了。”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说那是一对不能拆开，他说既然是一对，那先拿一个就够了。”助理答道。

　　其实，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乐趣，这也意味着他也终于可以“琢磨”对方一两个老物件了。当然，他最大的快乐还是沉浸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

　　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威震中国电影博物馆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满脸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导演沈浮婉拒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一职给电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样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脱离了生活，我原以准备下去生活的计划，这样一来，是不是还可以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