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砸日本车不是爱国 网上太多“没头脑”

　　日本书店，中国的书有两面墙

　　中国青年报：你去过很多次日本，普通日本民众对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什么态度？

　　崔永元：日本民间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只关心眼前的事。中国经常抗议日本的教材抹去了“南京大屠杀”。其实日本有上百种教材，每个学校选用的不一样，有的有，有的没有。

　　大概4年前，我曾在日本见过一支游行队伍，十来个人穿着军服、扛着膏药旗，其中只有三四个是老兵，其他都特别年轻。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过去和他们聊天，说自己来自中国。年轻人一听，挺高兴。我说你们穿军服让我很不舒服，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日本侵略过中国，在中国杀人放火。年轻人就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被雇来参加游行的，按天领钱，并不知道日本干过那么多坏事。所以，不能把日本人都当成“鬼子”，喜欢和平的人还是大多数。

　　中国青年报：据说日本学者把中日之间的历史研究得特别透彻？

　　崔永元：真正的历史研究者，他们知道的太多了！我去日本的书店，研究中日之间战争的书，有一面墙；研究中国历史的书，也有一面墙。日本还有非常详细的连队史，从打仗时开始记录，打完后继续写。甚至2000年以后，残存的老兵还在出回忆录。

　　甲午战争前，日本就花了巨大精力研究中国的乡村，连村口的大树都在地图上有标记。我最近买了一大摞“日清战争”（记者注：即甲午战争）资料，有一米多高，战争中所有使用过的武器都有图录记载。

　　我和余戈也在国内收集过关于抗战的一手资料，很少。如果说战争年代条件不允许，没时间整理，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总该有人来整理吧。但我们仍处在抒情、喊口号的阶段，像余戈这样细致研究一场战争的书很少。

　　说句最难听的话，万一有一天真的又发生战争，口号和砸车肯定不如那两面墙的资料有用。

　　我们该向日本学什么

　　中国青年报：新书发布会上，余戈谈到日本人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职业素质，如严谨、认真、坚忍。

　　崔永元：不仅在战场上，他们现在上下班也是。我在日本地铁看到的一幕特别震撼。地铁进站，乘客要下车，坐扶梯出站。日本人不是到了扶梯前才排队，而是从下车厢时就已经排成一队，一直排到扶梯口。地震时，他们在街上徒步行走，照样能把行车道让开，被训练得像机器。

　　这种素质的好坏很难界定。1965年，苏联导演罗姆拍摄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群善良的普通人为什么能在战场上迅速成为魔鬼。日本人挑起战争的能力和欲望比中国人强。比如，他们信奉天皇。我相信天皇一下令，他们马上能变成战争机器；天皇投降，他们哭一场，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中国青年报：那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哪些好的方面？

　　崔永元：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鲁迅和内山完造（记者注：鲁迅挚友，1916年~1947年居住在中国）通信，也说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我总结不出来到底学什么，就说两个小故事。

　　我去看日本的柔道训练。所有人都在那玩命地练，腿受伤的队员练不了柔道，就练举重。我问教练，不练行不行；教练说，没人管，全靠自觉。

　　我在日本的旧书店找关于日本电影的书，年轻的店员主动过来问我要什么。我报了一串名字，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田中绢代……店员就一本一本帮我找，找不到还查电脑。这就是一个旧书店啊！你再看咱们的旧货市场，还是那种赶集式的，你一摊我一摊，要什么自个儿翻。

　　中国青年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

　　崔永元：我正在建一个电影博物馆，有很多室内装潢。还没开馆，贴上去的木条有的已经开胶了，有的地方螺丝少拧了一个，或者拧歪了。我们这种大大咧咧、无所谓、差不多就行的作风，和日本人的精细、一丝不苟，形成了天壤之别。

　　说个最简单的事儿，国家足球队。我们组成国家队的各个俱乐部的队员，在代表中国去踢球的时候，能不能不想钱？就一门心思想着我是代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去踢球？做不到。因为在俱乐部踢球能挣很多钱，在国家队挣不了，万一受伤了，还损失好几百万、上千万元，谁赔我呀。

　　所以，在余戈的新书发布会上，有这么多人周末晚上过来认真地听，还提了很多专业的问题，我特别高兴！希望这样的人能多一些，别凤毛麟角。不然组成不了一个团队、一个集体，更组成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