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时代变了
5月22日这天，听说倪萍回来了，央视导演周晓东特意跑到化妆间来看她。当年，他是倪萍曾经的工作伙伴，《综艺大观》的制片人，如今他“还有六个月退休”。
“状态还不错！”周晓东说。
倪萍开玩笑的兴致又来了：“退休出来‘乱嘚瑟’，发挥余热。”
“综艺大观”这四个字，早已在2003年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离开的时间比倪萍仅仅早了几个月。虽然，如今它成为了过去时，但在那个娱乐贫瘠的中国，它却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档1990年3月14日开播的节目，是国家电视台唯一的综艺栏目。
也正是那时候，倪萍开启了她的“倪萍”时代——她连续13年站在面对十几亿观众的春晚舞台，并出现在一部部电影里。对于那时的倪萍，“黑土”赵本山的一句话足够代表性：“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是的，那时候，她，倪萍，是大众的偶像，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当娱乐节目越来越多样，综艺主持人越来越年轻，2004年的春晚舞台上，倪萍的时代还是结束了。这一天，她最后一次说出了“新年的钟声……”
“思想上早就退休了，离开春节晚会，我感觉就退休了。”
淡出节目舞台的日子，倪萍开始在家里写她的第二本书《姥姥语录》，她出门坐地铁、打车，有时候也自己上街买菜。当然，人们仍然消费着她的家庭、孩子、婚姻……
50岁那年，倪萍开始画画。有朋友说她是“华丽转身”，她80岁的母亲却听成了——“滑稽转身”。
2010年的政协会上，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发现：倪萍老了。她跪地为冯小刚等委员拍照的照片，开始被人们调侃。这一次更让倪萍陷入窘境的是，作为政协委员的她说了一句：“从不投反对票、不给政府添乱”。
倪萍把国家比作父母——“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
这是倪萍的风格。就像她喜欢讲另一个故事，来回答你的问题。在过去，这的确是再好不过的标准答案。然而如今，时代变了。
2011年，倪萍被评为“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并出席了颁奖典礼，但媒体很快曝出，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并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
有人开始质疑倪萍这个“脊梁”——“得了颈椎病”。
那时候的倪萍正忙着在家画画，准备出版继《日子》、《姥姥语录》之后的第三本《倪萍画日子》。她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当然她也坚信她姥姥的那句话：“自己不倒，谁也推不倒；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来。”
倪萍并不关心为何这个时代的人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她觉得，这样的问题，更应该去问那些喜欢批评的人。
在倪萍的质疑者，作家李承鹏看来，倪萍和他的区别“就是《李可乐抗拆记》和《姥姥语录》的区别，这不是两本书，是两个中国。”
当然更多人的情绪，则源于倪萍身上国家电视台的烙印。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的主持岗位多年，但在这个反权威的时代，“倪萍”——这两个字本身，就足够具有代表性。
2012年，倪萍又被媒体描绘成了“哑巴委员”。那一天的政协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年提案，她回答：“这么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随后有记者问其为何不接受采访，倪萍喜欢插科打诨的性子又上来了：“孩子，你就当我哑巴吧！”
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曲解和攻击，助理小倩说：“有时候我都不大能接受，但她生活的阅历、经历的苦难决定她还是可以接受。她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不然早就被绊到了。”
真实的倪萍其实并非对这个国家的苦难毫不关心：汶川地震，她捐了一百万。扶贫拍卖，她捐了两幅画，卖了118万元。在政协会上，她的提案关注“文化产业”、“打击山寨”、“留守儿童”“保护文物”。而在微博上，她为了西藏孩子向李娜“逼捐”……
倪萍也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很多声音开始带有恶意：““过去我们批评一个人都得想半天，骂人就更少了。现在批评、骂人都特别随便。骂的人挺随便，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儿。我特别坚信这个状况不会长久，因为这个东西享受的意义不大。就是骂一下解解气。你知道，人的气是有限的，就像气球一样，撒了气就挺没劲的了。你就发现另外的东西挺有劲的——就是那种真正意义上有共鸣的，能够引领着你往前走的东西。”
倪萍开始像给孩子讲道理那样，调皮地作了两下低头的动作——当然这道理又有些倪萍式的主旋律：“人越低头、越低头，就会栽在地上。人抬起头，有时候能够看见阳光。虽然阳光不是每天都有，但其实抬起头你总能看到阳光晒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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