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拍文革纪录片 被拍者出狱50年不敢交友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徐星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1981年复员回京后分配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1985年，这个清洁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1980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狂热。《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都来采访我，每天都有文学爱好者来店里找我交流，不夸张地说，烤鸭店的收发室收到全国各地写给我的信，最多的一天摞起来能有一公斤。”徐星说。

　　这样的名气让烤鸭店的领导很不满，小店容不下大佛，“他们开始暗示我离职找别的工作。在计划经济下，一个人离开体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丢工作的人，社会上一般会认为你犯事儿了，比如偷东西、强奸什么的才会有此下场，没有单位到处会遭白眼。那时，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印象里，我是这拨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徐星说。

　　离开了月工资30多块的全聚德，徐星就剩单位分配的这间地下室了，1980年代后期跟妻子离婚后，地下室判给了前妻，但他还是有居住权，这个南城的地下室成了京城文学圈的沙龙，后来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徐星的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大问题，直接被封停了。

　　“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我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徐星觉得，自己和那些坐过冤牢的农民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国内去政府部门办事情的时候，永远会面对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窗口，你甚至看不清坐在里面的人的长相。他们高高在上，冷酷无情，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渺小，非常令人绝望。”

　　徐星说，他只拍人物，不拍事件，后者他驾驭不了，“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年的恐惧至今没有消失

　　于是，在《罪行摘要》里，14位“小人物”们在田间地头，在院坝酒桌上，向这位北京来的“小人物”讲述了一个个荒诞得令人窒息的故事。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人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秘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