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港“教育”记者:傻孩子 别被资本家骗了

姜文（剧照）

　　姜文作品回顾展近日在香港电影节举行，《鬼子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片一票难求。昨晚（25日），姜文现身香港万丽酒店3楼的一家餐厅中，出席《一步之遥》媒体见面酒会。

　　“如果大家都愿意你作为代表提问，那么我愿意继续和你探讨。你聊的话题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了中学的孩子们。”姜文皱起眉头，双手抱在胸前，笑里藏刀。在中国电影圈中，像姜文这样能够在采访中如此反问提问记者的人，屈指可数。

　　在酒会现场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来自两岸三地的记者。整场酒会只进行了不到10分钟，姜文也并没有透露关于影片的新料。在这短短的10分钟之内，姜文言辞犀利，舌战群媒，对演员高片酬、自己集权执导等现象率性直言，并现场“教育”记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判断。

　　尽管姜文自己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但整个采访过程中，姜文情绪高涨，不断反问记者，宣传总监说了2次“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都没有打住姜文，当他再一次尝试结束访问时，姜文直呼：“我没聊够！”

　　艺术需要集权

　　记者：之前你的助理李孟元写过一篇文章，说你在片厂事无巨细都要管，有人建议希望你在剧组建立分权制。你怎么看？

　　（李在文中写道：“姜文承受空前压力，作为导演、主演、编剧、剪辑，他决定所有前期工作进度和拍摄现场效果。隐藏的问题是：当一部电影所有环节只靠某个人才能发生，他便永远生活在逆水行舟里。”）​

　　姜文：是大连人吗？​

　　记者：不是，青岛的。

　　姜文：我听出来了。你是学什么的？

　　记者：我是学新闻的。

　　姜文：分权是政治，艺术创作不是政治。李孟元啊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孩子，来我们这实习，人家是考上耶鲁的，你们不去耶鲁，在这扒人家的话，你们有点不靠谱哦。艺术创作在筹备期需要民主，在拍摄期一定需要集权，不集权就没有按时完成，保证质量的完整。

　　你们看伍迪·艾伦啊，周星驰啊，包括徐峥啊，伊斯特伍德，卓别林啊，当然也包括姜文同志啦，想要让投资制片人多次为我投资，得保证（电影）在预定好的周期完成，必须要有一个人在现场吆喝、推动。其实我也非常想把这些事情分配给我们组里十几个李孟元，他们也不愿意接这个单子，他们会睡不着觉的，那好吧，睡不着的事儿给我吧，我可以睡着。第一，我想到床就困；第二，如果让你的身体很累，你的脑子就可以休息了。

　　艺术创作需要有集中（导演工作需要集成各个工种），但是他在（筹备）早期还是民主化的，拍摄之后也会有民主化的分票制，一人一张票。所以孩子，你把艺术创作和政治诉求，分开来谈。如果你们还要混为一谈，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

　　记者：老人家（是否）担心自己的艺术才华有局限性？

　　姜文：别人这种情况会发生，我不会发生。你看中国这些高票房的电影，很奇怪，都是些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这个事儿我也不愿意说哦，既然你说了我就敞开说了。这个事儿我说不合适，徐峥说也不合适，周星驰说也不合适。

　　国外有很多这种情况，我早就说过，在电影史中让电影拐弯的作品还真不是导演拍的。还真是奥森·威尔逊这样的人，伊斯特伍德、查理·卓别林、昆丁这样的人，能编能导能演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导演，他啥都不会，说好听是刘备啊，说不好听，就是刘备儿子，叫什么来着？但是呢做导演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有一班“刘关张”在前面晃，无论是刘备还是刘备儿子弄不清楚，如果一比划，“刘关张”就马上显眼了，比划不了就是比划不了。

　　记者：这次的拍摄是否比上次的拍摄更加顺利？

　　姜文：马珂同志也成熟了嘛，葛优同志也成熟了，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舒淇同志，参加这个戏的就更多了，文章、王志文、那英。我觉得我很幸运，这些朋友愿意来拍我的戏。很多朋友都不问演什么就来了。我在拍第一个片子时斯琴高娃就是这样，她当时在瑞士，我说我把剧本传真过去，她说“不用，我到时候来了就是了”。

　　（突然面向提第一个问题的女记者）

　　姜文：你在你们家是老几啊？

　　记者（一脸错愕）：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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