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视的旧楼，当他缓慢而坚定地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那种感觉几乎就像摩西分开红海的场景。那个时候崔永元已经开始做《小崔说事》，他的节目期期都盘踞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时候。崔永元的口语风格和央视大多数主持人的“文工团腔”形成鲜明的对比。央视逝世的著名制片人，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体制中到底能走多远，是一件极其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并未刻意去寻找那条底线。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摆弄花草、逗弄宠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日子不该是这样过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轰过“电视庸俗化”，接下来的数年间，他曾经炮轰过超女，炮轰央视某些主持人，曾经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网友的评论很快达到数万条。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崔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也会言多必失。说得不一定对，但他还是会执着地按着自己的既定经验，就像在节目里面，即使说错一两个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补回来。”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这种天然的亲和力，也许就是维持他几十年电视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忆说，当时大院里在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分成两个山头，一拨30多人。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你怎么当这30多人的头?而崔就是其中一个头。
“头就是有一些追随者，天天跟着你玩。那个时候就天天绞尽脑汁说怎么把他们那边挖过来一个。比如一边36个，怎么变成38个。如果我们这边能变成 50个，那那边就歇菜了。也没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弹球什么的，主要是贿赂。那边也有贿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这个时候真的是表现个性的时候。你既要维护好自己的组织，又得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更换。其实后来我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觉得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适应，什么叫规则。这里面最牛的人就可以制定规则，说了算，我说玩什么就玩什么，我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你就混到极致了。你比这个人稍微低一点，你可以提出修改规则，你有建议。最底下的人只能适应规则。最残酷的是开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就没这个了。”
崔永元的父辈属于完全没有个性的时代追随者，崔永元从小到大也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都是三好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基本上都会觉得别人说的挺对的。直到上大学以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1年，崔永元进入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他从小到大都喜欢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这时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读书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质贫乏但欣欣向荣，各种海外知识、书籍联系开始海量出现，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大学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和许多今天那拔充满理想义者的文化人一样，崔永元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彼时慢慢形成的。
让崔永元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老师讲《楚辞》，崔永元当时没什么兴趣，就一边听一边干自己的事，突然旁边有个同学就和老师争起来了。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楚辞》最好的书，学生不同意，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我就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其实，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
很多年以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出来转而去做“口述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柴静在新书《看见》当中有一段描述这样说道：“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做《口述历史》前，也是网传崔永元有郁抑症的时候，还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静的对话，“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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