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吴天明对我影响很大 他晚年壮志未酬(图)

郑伟与导演吴天明

　　记者：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影?您对商业电影怎么看?

　　张艺谋：他想，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这一代做不去，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虽然他从来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非常了不起。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怀，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的，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把他们拍到沙滩上，蔑视第三代。今天，经过几十年后，重新回望，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

　　八十年代：电影受到文学的深度“滋养”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启蒙运动，电影在那个反思与反省并举的过程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有何评价?

　　张艺谋：八十年代最可贵的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时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头儿”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就是导演的“皇上”。因为他们对上、对下都要负责，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爱惜才华。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记者：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说到中国电影史，无论如何，八十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这一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当年我拍《红高粱》的时候，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都要急死了，“头儿”悄悄把钱给我，说拿去赶紧种，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一个月之后剧本才通过，据说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过的。

　　晚年“很纠结”　感觉到他“不快乐”

　　记者：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态上有哪些变化?他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如何?

　　张艺谋：他晚年能感觉到他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现在东西都贵，他也应该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电影基金会、办电影学院，很多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壮志未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