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到维也纳过大年
“金色大厅”在中国人尽皆知是1998年。
那一年，“金色大厅”非演出季的舞台上迎来了第一批中国人。这场“虎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的幕后推手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
锦绣公达文化交流中心的董事长吴泽洲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名老师，1980年代去了德国，1991年开始做带欧洲团进中国的“文化生意”。积攒了些人脉，吴泽洲和儿子吴嘉童开始琢磨带中国团“走出去”。
据吴嘉童回忆，1997年夏天，他找到安格延，那时很少有中国团体到维也纳演出，安格延表示十分高兴能迎接中国的民族乐团。他给吴嘉童开的租金是14万奥地利先令，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9万人民币。
吴氏父子把主办“春节民族音乐会”称作“虎年计划”。他们联系了中央民族乐团，通过时任维也纳文化参赞白阳出面联系维也纳市政府。这是中国最大的民乐团第一次去奥地利演出，维也纳市政府承诺负担场地租赁费、所有记者及随团人员住宿接待费。宣传费由英美烟草公司赞助，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费则由奥地利伊林电气公司赞助。
此外，吴氏父子的合作伙伴中国旅行社还带去了个大旅游团，大约有450人。白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欧洲旅行，奥地利想打开中国旅游市场。”
据吴嘉童回忆，奥地利航空公司总经理甚至主动找到中国国航说：“我是最爱中国的外国人，奥地利航空将赞助一半机票，你们国航呢？”于是，国航担负了另一半机票。
“国家没给一分钱。”吴嘉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用“民办官助”四个字来概括1998年的虎年春节民乐会。当时所有演出团体出去，都要文化部审批，民营企业做主办方还没有过先例，最后，文化部领导点头支持。
1997年10月16日，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俞松林和吴泽洲召集了十几个专家和记者开了一场座谈会，商讨去“金色大厅”演出的细节。1998年1月26日，中央民乐团出发前，文化部领导到机场送行，随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40人记者团。
时任《中国文化报》记者赵忱是随行记者团一员，她看到中国人占据了整个维也纳美泉宫酒店：“1998年1月27日晨，美泉宫的自助早餐大厅里，里里外外都是中国人，‘到维也纳过大年’的口号变成现实。”
那是奥地利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中国民乐，非常好奇。演出前，吴氏父子邀请了有“歌剧泰斗”之称的马塞尔·普拉维向现场观众介绍中国民乐乐器，他对比了欧洲观众熟知的乐器，效果很好。此后，88岁的普拉维还持续多次为中国民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做开场介绍，直至去世。
演出确实成功，《人民日报》等媒体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民乐走向金色大厅”成为一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口号，“金色大厅”这四个字，也因为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音乐殿堂”。
从维也纳“凯旋”后，中国民乐团在国内做了“金色回响”汇报巡回演出，一场演出费达20万人民币。此前，团员们连工资都发不齐。
“这很可能是民乐第一次靠门票挣钱。”陈平也参加了1998年那场著名的音乐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客观来说，金色大厅的演出，对这个团的发展有了好处。但几年之后这种效果就没了。”
2002：新年音乐会和春节民乐会
1999年，尝到甜头的吴氏父子决定将版图再扩张，“兔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从维也纳金色大厅一路开到了柏林爱乐大厅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厅。
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主任的赵安负责了那场民乐会的转播。提到此事，吴嘉童就忿忿不平：“我们承担了所有录播费用。没想到赵安把金色大厅的演出转播冠名，背着主办方和演出单位卖给了浙江某企业，但该企业数百万的赞助经费没有一分钱花在乐团以及巡演上！”
2000年，吴氏父子断绝了和央视的合作。
央视随后和吴氏父子抢起了“金色大厅”生意。从此，“金厅”在春节期间有了两场中国民乐演出。“赵安认为这是个赚钱渠道，他通过广电部，邀请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再次登台金色大厅。”吴嘉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和吴氏父子的商演不同，赵安的春节音乐会委托奥地利大使馆协助，请使馆大量赠票给当地政要和“友好人士”。时间隔得太短，演出类型相似，维也纳人不再觉得新鲜，此时开始，买票者寥寥，开始送票。
时任中国驻奥文化参赞孙书柱也叫苦：维也纳的音乐市场是完善的，买票听音乐是体面的事，让大使馆送票，就丢脸了。
吴氏父子的利益受到了沉重打击。“本来可以买票的听众，拿着使馆送票，不会再来买我们的春节民族音乐会了。”吴嘉童登门找当时的驻奥大使卢永华吃饭，请求不要以使馆名义送票。卢永华答道：我也不能只支持你吴氏策划一家呀。
随着电视转播以及媒体的夸张描述，“金色大厅”在国内越炒越神。“金色大厅”总经理安格延也记得2000年是个转折点，“此后越来越多中国团队来到了维也纳”。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国人搞不清，“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和中国人办的春节民乐会的区别。前者在每年元旦，一票难求；后者在2月前后，是档期冷淡易于租赁的时间——外国人不过春节，刚好给中国人用。
“送票越来越频繁，主要是录像拿回国放。播出有广告，卖不卖票无所谓。”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孙书柱也印证了这一点：“不送票就坐不满，坐不满镜头就不好看，就不能称得上巨大成功。”2002年，来到“金色大厅”的中国团队突然扩增到六个，其中有四个是民乐团。
白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么多‘春节中国民乐会’，互相加价，互相贬低。吴嘉童组织了班子宣传、做广告。他卖票，也有相当部分赠票。”
大使馆的维也纳朋友们开始被一股脑儿的中国民乐团砸懵了。孙书柱有个朋友，原本习惯每年买票看“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到后来，完全搞不清到底哪个才是正宗的。
实际上，欧洲人对中国民乐乐器并不是很能接受。当年普拉维向台下奥地利听众讲解时，也提出有些民乐乐器声音很尖，比如中国打击乐器，并不符合欧洲人的欣赏习惯。
吴氏父子彻底赚不到什么好处了。2002年，他们邀请香港中乐团演出，票房收入远远不比往年。坚持几年后，他们再也没法撑下去，自此告别“金色大厅”。“那时，凡是中国人在金厅演出的，都叫中国新年音乐会。”吴嘉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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