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适度“煽情”是一个好策略
羊城晚报：冯小刚在微博上写：“《一声叹息》突破了婚外恋题材禁区；《天下无贼》突破了賊不能当角的禁区；《集结号》突破了战争对人性描写的禁区；《一九四二》突破了对民族历史的解读；《私人订制》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自视甚高的影评人们，我如果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不知您对他这个自评怎么看？
陈旭光：我对冯小刚的评价和期待还是很高的，他是能做到大雅大俗的导演。他俗的作品像早些年的《甲方乙方》、《非诚勿扰》，“俗”得让普通百姓喜欢。他也能雅，能拍出主旋律的电影，如《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和《一九四二》。
羊城晚报：从1997年冯小刚以《甲方乙方》打响内地贺岁片头炮，17年来，他的每部贺岁片都备受关注。不知您怎么看这些年的冯氏贺岁片？
陈旭光：冯小刚拍贺岁片，他心中有普通百姓，他拍摄这些作品都是想讨广大观众的喜欢，他具有这种力求通俗化的用心。冯氏贺岁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带有一定类型性的作品，他的喜剧，具有招牌作用。
羊城晚报：除了冯氏贺岁片，您刚刚也提到冯小刚还拍了不少其他类型的片子，比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以及后来的《一九四二》，很多人认为冯小刚不适合拍这种沉重类型的电影，甚至认为他在电影中过于“煽情”，您认为呢？
陈旭光：我觉得煽情并不是坏事。好莱坞的很多大片电影都是煽情的，只要煽情别太过，不要太露骨就可以了。想办法让人动情，这是一个好策略。像《唐山大地震》，把国家的灾难和家庭的灾难结合在一起，这其实颇为好莱坞化，是具有中国传统情节剧和好莱坞情节剧的优点的。这种“煽情”无可厚非，它把原来宏大的国殇、国难的话题，把不一定能引起我们直接感动的国家灾难和民族创伤，转化到一个家庭中，让一个母亲选择留儿子还是留女儿这样的二难悖论，并表现出日后不能彼此理解造成的感情冲突，这个策略是对的。至于冯小刚的处理是否自然和妥帖，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和考虑。
3 王朔的创作在走下坡路
羊城晚报：冯氏贺岁片跟编剧王朔是分不开的，冯小刚的不少影片，王朔都有参与改编或者就直接是编剧。某种程度上，我们能不能说存在某种王朔风格的电影？
陈旭光：当然，他们是同一代人，是性情相投的一类人。是“顽主”的一代、“大院”子女的一代。
羊城晚报：我的感觉是，王朔对中国人语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网络上那么多段子，某种程度是王朔作品经典语录风格的延续。他对影视也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冯小刚、徐静蕾、葛优、没有“编辑部的故事”，没有冯氏贺岁片。从过去到现在，您怎么看王朔的作品？
陈旭光：王朔代表着市民文化、平民意识形态的崛起，为我们的文艺形象画廊增添了“顽主”式的市民的形象。他后来的创作少了，可能是走向中产，也可能是不太适应时代，有时冷言冷语，有时愤世嫉俗。
王朔作品里的调侃和反讽，代表着新市民和新平民，他很多作品中是带有意识形态反抗性的，有着边缘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性”，在这方面的表现，王朔比冯小刚还更强烈一些。
王朔担任编剧的影视作品，和他写的小说，是有些不同的，这也是两种不同文类的特点制约的。电影更大众化，对主流的不满情绪和看法在电影中比较难得到表现。相对来讲，在小说中，类似的观点更好表现一些。所以说，为贺岁片做编剧的王朔，和写小说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反抗性的王朔，是不一样的。
羊城晚报：王朔的小说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但是似乎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您认为他的小说有怎样的地位？
陈旭光：按纯文学、高雅文学的标准，王朔的文学成就可能不是很高，这是他的小说未能进入主流文学史的原因，但他的小说的文化意义我认为是很高的。他是一代人崛起的代言者。
羊城晚报：在这么多改编自王朔小说或者是他担任编剧的电影里，您最喜欢他哪一部？为何？
陈旭光：我最喜欢米家山导演的《顽主》和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早已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绕不过去的重要杰作了；而《顽主》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超前的意识形态症候性，我觉得电影史、文学史都是低估了的，还应该值得重新评价。
羊城晚报：1988年被称作“王朔电影年”，王朔四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但从2000年开始，王朔的影视作品数量急剧减少。不少评论提到说王朔没有新东西了，他所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成功片段的拼接，加入些当代话题，没有新“招”了，您觉得呢？能不能说，属于王朔和冯小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旭光：当然了！王朔的创作过了高潮，走下坡路，这是可以肯定的。我觉得可能是遭遇了瓶颈，要看下一部怎么发展。期待冯小刚和王朔的合作可以雅俗共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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