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李天一案:“坏人”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图)

　　媒体评李天一案：应保护“坏人”的权利

　　作者：杨俊锋（法律学者）

　　法律若不保护“坏人”的权利，“好人”的权利也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而本案被告恰又同时偏逢多种可能的不利因素，也正如此，才更应强调其申辩权。

　　如果民众都不信仰、坚持法治，又如何要求掌权者与强势者？这反而给掌权者和强势者不遵守法治、不尊重人权包括钳制言论，提供了便利的口实。

　　在当下我国，人权和法治看似早已是常识性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但现实远非如此乐观。近年来热点案件的舆论反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近日梦鸽辩称李某某轮奸案实为卖淫嫖娼，且被害人挑逗在先，再次引来一边倒的汹汹攻讦乃至谩骂。

　　这并不新鲜。与之前的幼女强迫卖淫案（又称唐慧案）、药家鑫案等一样：舆论反应激烈、一边倒地声援“弱势者”、声讨“强势者”，不同的声音微弱且频遭围攻，可能已影响到司法审判，它有正义之名，难以为人们警觉。这也正是当下我国某种极为普遍、严重的社会心态的生动反映。我深感有些常识仍有必要进一步重申。

　　自我申辩乃当然的权利

　　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为其子申辩，再正常不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这个家庭并无好感，尤其是李某某，据媒体披露，可谓充满劣迹；但越如此，越要提醒自己保持理性和中立。

　　一个真正信奉人权、法治的人相信：法律不仅要保障“好人”的权利，也要保障“坏人”的权利，即使再罪大恶极的嫌犯、被告人——这正是人权和法治的要义所在。

　　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沦为嫌犯或被告？正如淫秽杂志《皮条客》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所感慨的：“如果法律连我这种人渣都保护的话，它肯定也会保护你们这些好人。”这些道理，本是稍知现代法理的人都应明白的常识。但一到现实中，却又变得苍白无力。

　　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梦鸽有权认定是性交易而非强奸吗？其言行属于袒护其子不择手段的恶意中伤，已超出了申辩的权利。然而，如果法律只保护“正确”的辩护，那么将没有辩护的权利可言。再说，作为旁观者，谁又能确定其申辩并不属实？正是我们无法确定，才需要通过司法过程来判断，同时应尊重其申辩的权利；若属捏造，则如被害人杨女士的律师声明的那样，将“面临被追究诽谤罪的法律风险”。这也说明：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否属实则应由证据和法律说了算。但很多批评者显然已预设梦鸽是在说谎，并以此来说话——这无疑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对其申辩自可质疑，但应基于事实和逻辑，而非根本上否定其申辩权。而且，其申辩在法律上完全合乎逻辑。因为若属性交易，自然不构成犯罪；至少可说明对方也有过错，从而可能获得从轻处罚。都是人母，为何人们对唐慧为其女维权而采取法外手段一致叫好，却不许梦鸽正当申辩呢？

　　公共舆论的一边倒

　　还有批评者认为，申辩可以，但不应通过媒体。但其实双方都已在利用媒体说话，而且女方获得的舆论支持已远盖过李家。李家相对强势的社会地位（既官又富，又是名人，更是公众所憎恶的“文艺将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敏感标签），加之李某某之前的劣迹，因而该案自始即被描绘为京城恶少轮奸弱女子的悲情故事。这自然注定李家成为口诛笔伐的靶子。

　　强势者横行不法令人憎恶，普通百姓维护自己权利的确会遭遇更大的艰辛。因而，声讨强势、同情弱者是值得珍视的朴素的基本美德。但在公共舆论中，强弱却往往恰恰颠倒过来：对弱者无限声援，对强者无限讨伐，甚至夸大事实或宁愿相信流言。

　　还有不少人认为，现实中太多的恃强凌弱得不到公正的法律救济；在鸡蛋与石头之间，站在鸡蛋一方总归没错；就算李家受点委屈，也属矫枉过正的平衡。

　　此说貌似公允，但过犹不及。“法律并不总能主持公道”，这不能成为个案中无限支持弱者、否认强势者权利的理由。有罪推定和诛之后快的舆论一边倒的案件中，“强者”或“石头”反而可能成为平息舆论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这忽略了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人权和法治要靠具体的个案落实到每个个体，否则就只是动人的空谈。

　　认定强奸罪的可能难题

　　认定强奸罪的关键是“违背妇女意志”。这看似非常简单，实则极为复杂。性行为大都是隐秘的，这就决定了当事人的陈述和口供往往成为决定性证据；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本身即属于伸缩性极强的主观判断。

　　实践中不少强奸案件，即便嫌犯不认罪、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证据链有明显的断环，连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也达不到，但由于我国文化中对强奸犯罪的特殊憎恨，及偏重保护作为弱者的女性等原因，仍常被判有罪。

　　此案中，杨女士两天后才报案。此时酒店客房很可能早已整理干净甚至已入住过新客。在这种情况下，现场勘察、提取证物已变得很难。

　　另一个难题是，卖淫总归见不得人，我国法律还可对此严厉惩处：除罚款和治安拘留外，还要收容教育（不同于劳教，只要有卖淫嫖娼行为即可收容教育）。因此，事后女方为自保声誉，或为要挟、报复男方，或为逃避法律惩罚，翻脸指控男方强奸，实践中都并不乏其例。

　　对本案的重要事实，即是否有卖淫情节，如果有，最为了解的酒吧及其相关人员，恰恰有可能会极力否认。一旦卖淫被认定，酒吧就要面临整顿和处罚，相关责任人员还可能触犯介绍卖淫罪。

　　此外，警方也可能不希望此案被认定存在卖淫嫖娼。因为查禁卖淫嫖娼属警方职责，首都在查禁卖淫嫖娼上更为高调。

　　最后，本案作为强奸案涉及个人隐私，又涉及未成年人，因而许多案件信息不能公开。这也会给流言的产生和散布提供充分空间。

　　总之，强奸案的嫌犯或被告人可能被冤枉，此乃不大为人注意的事实。而本案被告人恰又同时偏逢多种可能的不利因素，也正如此，才更应强调其申辩权。

　　当然，要申明的是，上述因素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最终仍应通过司法过程来认定。我只是希望此案能获得公正审判，每个人的权利都能依法受到平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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