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看书讲故事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张艺谋爱上画画，是受了表姐的影响。表姐比张艺谋大几岁，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古代仕女图。
那时，从周围大人甚至孩子对他的态度，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类的待遇。自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他并非没有人玩，他有表姐，还有兄弟。更多的时间，他会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画仕女，他便画武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欢干这件事，而是除了这件事之外没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务活，他不想干，母亲也并不强迫他。和小伙伴们玩耍？真的没有几个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让他舒坦的，就是画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经济不宽裕，没有钱给他买纸笔颜料，他就将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电线杆上。没有笔和颜料，他就用粉笔画，用树枝画，用刀刻。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虽然没有余钱买书，却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借到书。张艺谋靠的是他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那里有大量藏书。张艺谋尤其迷恋那里的小说，还在初中阶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一次，因为看书太投入，他竟在课堂上昏倒了，老师同学们急急地将他送进医院。住在医院里的张艺谋却放不下正在看的书，一有机会就捧出来读。他的母亲张孝友担心儿子身体有什么问题，找到了儿科的何教授替他诊断。岂知何教授跨进房间，看到张艺谋正捧着一本大厚书在啃，当即发起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娃，你让他看这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张孝友了解儿子，只能无奈地笑笑。
张艺谋看书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可以给同学们讲故事。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种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放。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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