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发现，此前两年努力想融入的社会，还不如他唱一首红歌有效果。他突然领悟，红歌才是他融入中国的最好、最快的方式。尽管还获得了400块钱的奖金，但此时的伊恩没有想到靠红歌来生存。
伊恩知道，他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唱红歌。在朋友的建议下，他瞄准了江西卫视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红歌会》。
在这个舞台上，伊恩第二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此时的他意识到，唱红歌原来可以转化为经济收入。“在酒店一个月一万多块钱，唱红歌比酒店的收入还强。”
伊恩便把三亚酒店的工作辞掉，专心唱起了红歌。伊恩说，在此之前，他没有经过任何声乐的训练，但小时候，在英国时，就有人夸他歌唱得不错。
虽然融入中国的方式多少令伊恩有些意外，但他极其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这种名誉是此前在无数中国唱红歌的外国人中为数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他的英国身份，多少令他对所遭遇的某些中国特色十分讨厌，“道德自律性太差了。”
这个论调似乎很像他不喜欢的撒切尔夫人说的。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威胁是道德的威胁。
从伊恩家里往三亚市区，有9路公交车。一般没有特别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车尾气把三亚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刚到三亚时，整个城市就3个红绿灯，而现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终满足不了爬行的车子。
在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伊恩差点被挤倒3次。他苦笑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他说，在英国，公车不会挤这么多人。
红歌梦
进入中国红歌会后，伊恩有意识地用红歌系统性地包装自己。比如，去定制红军服，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会觉得我很愿意主动融入中国文化，他们就会觉得小伙子不错。”
而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刚开始不同意女儿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开始心里很忐忑，通过了解，特别是他唱红歌后，女儿跟着他就让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达人秀的舞台上说。
伊恩觉得，红歌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第三波高潮，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唤起大家的记忆，时刻强化一种感恩的心态。”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红歌会受到欢迎，并不是他唱得多好听。“他们不是过来听我唱歌的，是过来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伊恩作为红歌里曾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种讽刺感，在戏剧性之外，更让他们增强了国人身份的一种自豪感。
在众多粉丝里，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绝大多数，稍年轻的一代似乎对伊恩没有多大兴趣。“红歌是他们的一种记忆，也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时候，需要一种方式去怀念。”
最终，伊恩获得了中国红歌会的第5名。他很满意这个结果，他知道，“这就是一种政治安排，一场秀。”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唱中国红歌得了第一，说出去就会是一个笑话，很多人在情绪上接受不了。但也不会让他名次太靠后，毕竟需要靠他的身份来强调某种意义。
红歌影响伊恩，他第三次定义了红歌的价值。唱红歌走红后，他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名誉之外的政治资本。这种政治认可，让他成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时也接到了来自全国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请。
最火的时候，伊恩在南昌一个小剧场演出，每场1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块钱。而此时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过唱红歌，得到领导人的认可，跟政府打交道起来就很容易。”伊恩说。
伊恩不太愿意说明红歌到底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具体收入。但他承认，红歌让他在英国很体面地举办了一次婚礼，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国媒体报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万块钱一场的报酬。他认为这是在胡说，“偶尔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红歌会结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在中国达人秀导演组的三次邀请下，伊恩欣然应允。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着红军装，扭着秧歌，手拿红色的《毛泽东选集》，唱完了《社会主义好》。事后，伊恩承认，《毛泽东选集》里面夹了很多歌词。
当时的评委周立波评价伊恩，“真像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样是评委的伊能静则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秀，但算什么达人呢？红歌达人吗？”
结果是，3个评委当中，伊能静给了伊恩一个NO。但红歌达人从此就成了伊恩的标签。上海某区甚至还想让伊恩做他们的公益广告代言人。“意思是红歌达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类的。”
但电视台播出来的结果跟伊恩在现场录制的结果却不一样。伊恩说，在现场时，3个评委都给了他YES。当时，他打电话去跟中国达人秀的导演组沟通，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复是，“这个没关系，是为了让观众对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没过于较真，他清楚，这只是一场秀，只要领导看到高兴就好了。但这些却令余燕伶感到不满，她觉得伊恩来到中国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
通过中国达人秀，伊恩说出了他想“把红歌唱遍全中国的梦想”。伊恩说，就在我采访他的第二天，三亚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他，希望他出来谈谈中国梦。“不知道唱红歌算不算中国梦？”
伊恩也说不清楚，这个梦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还是达人秀导演组给他编的。他惟一清楚的是，为了表演效果，他必须这么说。他还把这个梦带到了现实生活中，面对媒体，他总是不停地重复强调这个梦。
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终把这个梦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但这个梦，随着重庆红歌的落幕，变得飘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两次去重庆演出。
重庆红歌落幕前，伊恩被重庆一个县城邀请过去唱红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规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签约，在重庆办些小型红歌会。但当重庆红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庆时，邀请方不允许他唱红歌，而是临时让他唱阿黛尔的歌。可那时的伊恩连阿黛尔是谁都不知道，只好作罢。
随之而来，是各地取消跟他约好的红歌演出。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节目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请伊恩参加，伊恩爽快答应。“我知道没什么希望，但还是希望上去宣传一下自己。”
但最终，伊恩失去了这次机会。“我打电话过去问，给我的回话就是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就不让我参加了。”
伊恩不知道红歌还会不会允许唱下去。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到西藏、新疆等边区去唱。 “有红歌的任务，准备随时为党唱歌。”他说，“我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共产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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