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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沈从文为何被丁玲骂:写她曾和汉奸同居(图)

www.sinoca.com 2013-03-05  博览群书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第83页)

  丁批:“混蛋!”

  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第124页)

  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其实任何一位女性在看到自己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形象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何况丁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女性。

  其实,原书中多处不惜笔墨称赞丁玲,如:

  “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煳。”(第77页)

  “她的谈话同写信一样,要说什么话时,就说出来,所说的多些时,不使人觉得烦琐,所说的极少时,也使人领会得出那个意思。”(第78页)

  “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第235页)

  类似这样的夸奖虽也不少,却不足以抵消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掠影”。丁玲出生于旧式家族,尽管受到过“五四”时期“自由”与“民主”的洗礼,但传统的女性定位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沈从文给她的“生活上的黑锅”,是她不愿被人所知道的,最起码是不愿从沈从文的口中传出。丁玲曾对周良沛说过:“认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时候,还拿我来迎合小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就是朋友?”(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虽然沈从文写的也许是真实,却不是丁玲想看到的真实,这种真实粉碎了丁玲的心理堤防。从过去的行为表现就可知沈从文并无恶意,只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老友,凭着固有的天真,认为“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而忘了她事实上是一个女子,矜持在她的血液和骨子里流淌。况且沈从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长久以来的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自然带着男性话语表达方式,对丁玲的描写不无先入为主的看法。而从另外的女性视角来看,是会对这种男性叙述方式产生反感的。类似的叙述方式对女性的解读常常显得过于简单,忽视了复杂的女性心理,而表象化的描写又容易使读者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产生误解。

  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无论她扮演怎样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愿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与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丁玲对此很不以为然,她明确表示不喜欢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应该说,沈从文本无意诋毁丁玲,他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旧时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而无法真正以“换位”的方式去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错误”是沈从文本人所没觉察到的,因此实际产生的阅读效果最终往往有悖于作家的初衷。

  对此丁玲一直都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内,她稍有机会就会对沈从文及其著作《记丁玲》攻击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散文《胡也频》。在此文中,她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他(指胡也频)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访问巴黎。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

  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在她看来,褒也罢贬也罢,都是作者“编造”的,不符合实情,不该成为后人认识她研究她的“入门书”。当有人因编著《丁玲集外文选》的需要而找到丁玲时,她断然表示:“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由此可见丁玲“辟谣”的急切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时至今日,“丁沈之争”已成为历史,个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彷徨、脆弱、敏感、忧郁的时代病,一句有意无意的话都可能使他们的神经绷紧,露出警惕的眼光。但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而两人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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