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指出“贴标签”会促使青少年变坏:“先是给他贴上坏的标签,把他的行为说成是违法犯罪行为,使个人对这种标签的说法产生认同,同时,社区又将他们与正常的少年儿童隔离,不让自己的孩子与这些‘坏孩子’交往,不断谈论这些坏孩子的邪恶行为,把他描述成一个邪恶的人,让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就在周围人的消极反应中变得越来越坏,真的成为人们所描述的那种‘坏’人了。”
上述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武彬则分析道:一些少年犯本来只是因交友不慎或一时冲动犯了案,在监狱里却会受到同号犯人的“污染”,等释放时已经变得“五毒俱全”;坐牢的经历会成为一些未成年人炫耀的“资本”;释放后赋闲在家,容易再次和不良朋友交往少管所对青少年犯罪人的改造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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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惩罚轻教育,让李冠丰再犯的可能性增大
为了减少未成年人再犯率,国外普遍重教育轻惩罚
既然未成年人的不良“个性”是导致其犯罪的重要因素,而“个性”的形成又主要源于家庭教育,所以改变不当的家庭教育就成了治本之策。“如果父母扮演不好角色,子女违法犯罪的几率就会大大上升。”法林顿教授说,在英国更强调父母的作用,如果孩子被逮捕,父母就要进父母学校,学习如何教育孩子。2006年英国做了一个家长培训项目,找了141个3到8岁的孩子分成控制组和实验组;实验组的父母,要通过看录像、讨论等方式接受教育培训;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实验组孩子的反社会行为明显减少。
社区协助也是帮助问题少年改造“个性”的有效方式。我国香港地区推出了“社区为本”的自新计划,其中包括“感化令”、“社会服务令”和“社区志愿服务计划”等,实践证明在1995年至1998年3年中接受社区服务的犯罪青少年再犯率在828人中只有31人,占3.7%,成效颇为显著。
在美国密苏里州1995年的一项评估中,176个少年犯(平均年龄为14岁)随机分配接受多方面教育改造和传统的监禁改造,四年之后,前者中有29%被再次逮捕,后者中却有74%被再次逮捕。
由于侧重教育比侧重惩罚对问题少年的改造更有效,所以国际上对于未成年罪犯的处理普遍实行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
李冠丰接受的却是重惩罚轻教育
李冠丰打人后,未经审判就被警方“认定”构成寻性滋事罪,决定收容教养一年。一个15岁的少年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剥夺了一年的自由,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谓简单粗暴,颇有应付民意之嫌。然而人们仍不满意,今日话题的调查显示82%的人认为处罚还轻。另一边,媒体把李冠丰的各种“无码”照片曝光了个底朝天,本应被严格保护的未成年人隐私完全泄露了。
可以说,李冠丰承受了偏重的惩罚,这种惩罚是由民意推动的。为什么人们这么憎恶李冠丰呢?实际上,憎恶李冠丰只是表面,背后是人们早就对李冠丰父辈们的身份心存不满,而李冠丰利用了父辈们的身份耀武扬威――比如其驾驶那辆带有人民大会堂出入证的宝马车横冲直撞,自然把人们对其父辈们身份的不满承接到了自己肩上。
但无论如何,让一个未成年人代父受过是不应该的,对李冠丰的处罚不应考虑背景。2011年的处罚偏重,如前所述,这种偏重只会增大李冠丰再犯案的概率。
惩罚是有了,可通过打人事件,李冠丰又得到了多少教育呢?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武彬介绍,各相关部门对青少年罪犯的人格转化重视远远不够,所谓帮助教育是以程式化帮助、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
结语
不妨利用李冠丰再涉案带来的轰动效应,好好反思一下中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方式,以及探索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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