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典礼时，成龙站在人民大会堂楼顶演唱了一首《国家》。
“我多幸运，上面都是有狙击手躺在那边。上去还得验身份证，我不用查，让我上去了。站在顶上唱，唱完以后9大常委走下来，是一个荣誉啊！我们不管政治那些，我们就讲下载，这一首歌有5亿人下载，哇！”
在许多场合，成龙都会即兴唱起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很好听，旋律和词都很好。‘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这太厉害了。‘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的家。’你看，这国、家、家、国连起来，多厉害。”跟我讲时，他又唱了起来，一口气唱完了所有的歌词，才接着讲下去。
奥运会以后，“鸟巢”的第一场对外演出就是成龙的演唱会。这些都容易让外界猜测成龙是否与政界有些关系。
2009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被提问时，成龙说：“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所以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第二天，香港《苹果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成龙这个奴才！小标题还包括：“市民怒斥小丑，是香港之耻。”第三天，又骂了他整个头版。香港旅游发展局接到两百多封投诉，要求撤换成龙香港旅游大使的称号。
“我现在讲话永远都被断章取义。你觉得人要不要管？你觉得中国人要不要管？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很多人认同，骂我的人就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就不出来呢？”3年后重提此事，成龙依然不平：“我讲国内的电视机会爆炸也给人家骂。其实我要说的是，不要去抵制日货，我们要自强，跟他们合作，把技术拿了，人才培养出来，自然淘汰他们了。可能我这番话讲出来也会给人家骂。”
“中国人”和“国家”总是成龙的高频词。他对着我好不容易表扬儿子一句，是因为房祖名写了一首爱国主题的歌曲《忠》。这首歌里，一向形象温和亲切的房祖名用上了重金属摇滚风格，在MV里用乐队对峙敌军，近乎嘶哑地重复喊道：“杀，为了我的国家！”
“朋友说你干嘛那么血腥，我说没有，你们没有听完，我是要表现爱国跟和平，却有一些人只会看到血腥，所以我就觉得很无奈。”房祖名接受采访时说。
2009年，房祖名自己决定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他的钱包上缀着国徽的图案。成龙笑着说：“儿子很中国。可能也是点点滴滴受我的影响吧。”
四
在一部成龙纪录片里，他指着香港办公楼里的一块公司守则说：“如果这个守则，不止我们公司的员工做到，全球华人都做到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
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样的守则？
“我记不清了。可以叫他们拍了照片，寄过来给你们。”成龙说。
第二天，这份分男女两款、各有10条的上厕所守则传到了我这里，细致到“请用清洁液洗手最少15秒”，女款还会比男款在“如厕前”多半句“用少量厕纸清洁一下坐厕板”。末尾落款是“成龙下令”。
这种家长气息浓郁的管理方式，和成龙团队特殊的拍电影方式，给王中磊带来诸多惊讶，先是有点担心，很快又放心了。
一切是按秩序运行的，预算的控制也很好，但又和好莱坞的严谨管理完全不同。“他们老是换地方，一会儿拉脱维亚，一会儿南斯拉夫。本来要去跳最高的迪拜塔，中途《碟中谍4》出来了。那怎么能更高？他们就去跳火山了。拍别的戏，你会知道有几百兄弟正在山西或者重庆没日没夜干呢。他们这儿，不知道。”王中磊说： “这要是别的剧组，我都快疯了。这么大变化，会不会超支？时间上也会差几个月。那边永远会回复：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觉得挺奇妙的，你去了解他们，又不是那种严谨的大制作方式。”
成龙改戏基本不会改变剧情，甚至连台词都不变。人物和故事早就设置出来，所有人更多的工作，是让动作更惊险和精彩。“对这个的追求是远远大于剧情的。而且合作了才知道，成龙作品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则，你要惊险刺激，但一定不能暴力血腥。”王中磊说。
数年前跟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的时候，王中磊见识到了什么叫严谨。每天，现场执行制片人不管多晚收工，都会传一张单子给联合制片人。说今天早上发的通告是什么，晚上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哪场戏没拍，没拍的原因是删掉了、改天拍还是天气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综合的告知，觉得现在是一级红色信号，补拍这场戏可能会造成别的延缓，或者是绿灯，他觉得是可控的。
这种情况下改戏就是灾难。陆川拍《可可西里》时，因为经费不够，写了一个改戏方案。中国投资方觉得可以理解。王中磊说：“哥伦比亚那边就快疯了。这部戏才1400万人民币投资呀。他们大头专机飞过来两个人，亚洲的人在香港，飞来北京，然后要陈国富从台湾飞来北京，住五星级饭店，跟导演开会，说你为什么要改。我觉得他们花的这钱，给陆川都够改了。但这个是他的行政经费。挺官僚的。”
成龙团队控制预算的方法是家庭式的。王中磊评价：“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说的都是实话，然后家长也会尊重大家的意见，不是命令式或特教条的。”信任关系会降低交流沟通成本。
五
有一次，投资人给牵线，有个人想跟成龙一起吃饭，成龙答应了。当天电话那边问：几个人呢？成龙说：50个人。那边就惊着了。“如果我是那个人，肯定会觉得成龙太不像话了，这不是吃大户嘛！其实他是正巧身边的兄弟们都在。”王中磊讲这段乐得止不住笑：“他每天不带一帮人吃饭就觉得不叫吃饭。如果这顿饭里边有一些保密性的工作，或者有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也不会跟兄弟们说你们自己吃去吧，肯定要带着去，在旁边另开一桌。”
卢惠光从1987年开始进入成龙的特技团队成家班，这二十几年最开心的感受就是大家庭的氛围。成龙太喜欢热闹，那时就是每次吃饭起码摆两桌，十几二十人。大概会因此受罪的是林凤娇和房祖名。房祖名跟旁人提起过，从他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家三口单独吃饭的时光。
成龙吃饭时基本不坐，站在大圆桌旁，上来一个菜就转，转到一个人面前就说：你吃啊，帮你夹。如果第一次跟他吃饭，常会客气地说我先吃点别的。他就会立刻认为，你不吃这道菜，转给下一个人，最后转到他自己那，剩下不多就都倒自己盘子里，吃掉。开始转第二道菜。四十多分钟，十几人的大饭局就结束了，客气的人可能会饿肚子。成龙最后会把剩下的两三根青菜或两三块肉挑出来吃掉，剩得多的一定要打包。
这有点像他6岁时进入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的场景：师父于占元坐在最上，把菜往下传，座位排序按照资历决定，年纪最小的孩子坐在长桌最远的一头，经过二十多双渴求的小手传递后，最后的孩子几乎只能吃到残羹和酱油。成龙，那时候还叫陈港生，一开始先坐在最好的位置――师父的旁边，可以优先拿到菜。直到几天后被藤杖一顿暴揍，完成了加入仪式，他有了新的名字元楼，座位挪到了桌子的末尾，只能吃到骨头或几片肥肉了。
孩子们签的协议上有“顽劣不服，打死毋论”这一条。大家每天训练12小时以上，睡6个小时。每周7天，年复一年。那时，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的灰墙几乎就是他们所了解的全部世界。
现在，成龙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不许剩下食物的要求印象深刻。华谊兄弟的电影宣传总监朱墨记得，刚认识成龙不久，有一次成龙请大家吃一道著名甜品，凉的，她吃了几口，确实好味道。但她不得不歉意地向成龙表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多吃，成龙体谅地伸手拿过来那杯剩的甜品，自己吃掉了。
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给成龙的影响大概还包括洁癖，而且是愿意帮别人收拾的洁癖。热闹的成龙房间聊天会上，成龙会一直捏着一张纸巾。装着冰冷饮料的杯子外壁上凝结的水珠洇到了桌子上，大家吃饼干的渣子掉落在桌上或地上，他都会立刻擦掉，而且用同一张纸巾，直到这张纸巾实在不能再用了。做这些事时，还一点不耽误聊天。
在学院几年后，父母都去了澳洲，把成龙托付给师父作干儿子，他终于又坐到了师父的旁边，可以最先吃东西的位置。但是他很快知道了代价 ――任何人犯错他都要陪打。“他们犯错我就去说不要不要，他们弄脏了我擦，我现在变成了很干净、很省，可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成龙在一次采访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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