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和被伤害的
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受辱”也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
童年的故乡赋予他的，有来自老师和家人的爱的体验，更有来自社会的凌辱创伤。因为腹中饥饿难挨，莫言曾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他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被揍了一顿，然后他又不得不当着二百多人的面跪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回到家里，他又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来自童年故乡的创伤体验是深入莫言骨髓的，正是因着这种深沉苦痛的沉淀，才有了莫言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
《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十二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高唿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麻地里，像一条鱼一样游走了。这部小说的 “饥饿”主题非常明显。在稍后创作的《枯河》里，莫言以“侮辱”为核心，写小男孩在玩时不小心把领导女儿弄伤了。他回到家里，碰到的是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的组团“严刑拷打”。“父亲”打他时，还先扒下他的衣裳，“免得打坏了”;小说里的“父亲”在拷打小男孩时，极富创意地用蘸了盐水的麻绳来鞭打他。而在传统叙事中本来应该是保护孩子的母亲，抡起棉花秆噼头盖脑地打，打得“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在《四十一炮》的后记当中，莫言说他要“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
1976年，莫言当兵，第一次有机会离开故乡，此时的莫言已经21岁了，此去经年，从此与故乡，与故乡的高粱酒，与母亲棒槌敲打野菜的声音，与池塘里的蛙声、流淌的胶河相隔千里，直到物是人非。
莫言的父亲已经90岁了，他说常住北京的莫言每周六的早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即便是在国外也会打。如果实在忙不开，就让儿媳替他打过来。在他的床头，摆着《明清进士传略》、《琢秋堂俚句》等几摞书，却没有莫言的书。莫言的侄媳妇朱绍英透露，莫言不让父亲读他的书，因为担心把村里的人跟小说人物对上号，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从前冷清的莫言故居，已经呈现出一片的鲜明生动，很多人慕名而来。一位父亲带着上高中的女儿赶来，兴奋地与莫言的父亲合影后，说：“莫言要在古代，那就是孔圣人啊。”但他的女儿并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大老远跑来这是因为“崇拜”。还有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凑热闹，他手端罗盘，喃喃自语：出这么大的人物，必定有不凡的风水……
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尽管有些话现在说起来如同事后诸葛亮，红雪还是觉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的气氛，和以往的每一年相比，确实完全不一样。
5月，红雪所在的精典博维――全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出版商之一正式和莫言签约，取得了后者迄今为止所有作品的全版权，包括数字版权以及影视改编。按照原定计划，一套20本的莫言文集（事实上是全集，由于莫言仍在继续创作，固称不便以全集来命名）将于今年秋天问世，操作时间只有不到半年，相当紧急。红雪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她具体负责的《我们的荆轲》是一本莫言从未面世过的剧作选。
10月10日晚上，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一天，红雪给莫言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我们的荆轲》的最终校样和封面图，第二天一早她收到了莫言的回复，指出她弄错了曾主演他写的话剧《霸王别姬》的人艺演员吴京安的名字，“他在邮件里写的是请核证，客气得很”，红雪说。这个错误发生在书的后半本，“可见莫言连夜通读了书稿”，这令这位责编略感惊讶。
风暴中心，作家宁静。8月，莫言回到山东老家高密，关机写作自己的长篇小说。与此同时，欧洲两家博彩公司均就莫言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开出了极低的赔率（赔率越低名次越靠前）。Unibet率先公布的赔率榜上，莫言以1赔6.5领先村上春树的1赔8，排名第一，在另一家博彩公司 Ladbrokes的榜单上，莫言和村上的位置调了个个。在行内，Ladbrokes的准确率被认为比偏娱乐化的Unibet更为靠谱，这家博彩公司由一个三人专家团队负责计算赔率，他们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计算要素包括诺奖评委的惯常喜好、对媒体报道和读者反馈的分析。2004年到2006 年，Ladbrokes曾连续三年猜中当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至于令瑞典文学院一度扬言要彻查有无内鬼。近几年他们虽未猜中，但依然表现不俗，2009年的赫塔・米勒和去年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都曾在开奖前名次飙升。
按惯例诺贝尔文学奖当在10月的第一个周四公布，有时延后，最迟不得超过当月的15日。10月8日，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了今年文学奖的公布时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网络上对于莫言是否能够获奖的猜测――以及质疑渐至沸点。
一部分人出于文学本身的因素支持或反对莫言得奖。曾写过《莫言评传》的作家叶开是莫言的积极拥趸，在微博上他提到了曾和德国汉学家顾彬做过一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对谈，而后者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莫言小说长期不断的严厉批评者。顾彬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他仍旧在用章回小说的传统方式在写作，其作品彻底地缺乏现代性。拥有现代性的小说家不会再单纯地讲故事，因为所有的故事已经被讲完，作家应该集中到一个人――而不像莫言这样仍然在野心勃勃地动辄写几十个人，一个村庄，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而叶开则认为，莫言以他独特的“残酷叙事”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文学王国，是其小说内容的尖锐刺激和语言的汪洋恣意令他的作品始终处在争议的旋涡。
围绕莫言的最大的争议在文学之外。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拒绝与异见作家一同参加研讨会、以及今年上半年参与抄写《毛泽东延安座谈会讲话》、宣扬文艺界为政治服务事件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是“未能守住不歌功颂德的底线”。华东师范大学学者许纪霖发表微博称：“一个作家是否配得诺奖，除了作品要看其是否对文学真诚，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演讲中再三声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三年之后却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许纪霖认为，像王安忆一样心手合一、不抄讲话、“有所不为”不算道德苛求，莫言却做不到恪守一己之文学信念。“如果莫言只是孤案，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许纪霖说，他将其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学者永远可以振振有词，发布无数美妙之论，但真实生活的人，创造的人，服从自己内心，坚忍干活。”作家陈村在微博上反驳许纪霖：一个作家写数百万字，辛勤刻苦殚精竭虑，你却说抄了就不算，这才是“妄图将天上的国建在地上，是威权主义的起源，是最大的恶。”
学者严锋认为，莫言不是一个斗士，但他相信“直面现实、深抵灵魂的作品的社会效应不亚于口号和签名。”“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圣人。需要同情的理解。”
“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批评家张闳在微博上写道，“不自由也有文学，文学本身就是自由。”
红雪和她的同事并不关心微博上的纷争。他们每个人都很忙，忙中透着心不在焉，人人都在期待，但人人也不愿明说。到了11日当天，红雪的老板，精典博维董事长陈黎明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走了一整天，走得所有人心烦意乱。开奖前一小时，红雪直接在桌上拍出了1000块钱，跟陈黎明说，是不是莫言，咱们来赌吧。
在之前接受的所有采访里，陈黎明都表现得把握十足，他的统一回复是：看好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每年都有中国作家有可能拿诺奖的传言，去年的严歌苓也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但真的没有一次像今年感觉这么近过。”陈的信心一方面来自欧洲博彩公司的赔率，另一方面陈黎明也相信他的直觉。他周游世界，出入各大书展，谙熟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界的影响力，和“诺奖圈”接触频繁――他和大江健三郎，和帕慕克、奥兹聊天，询问他们对莫言的看法，比较莫言和他们的理念，结论是：莫言完全有得诺奖的资格，并且，运气也该来了。
10月10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发了一条微博：“由夏威夷回到东京，新闻发布会正在筹备，看样子真是村上（春树）了。”这条微博在被大量转发的同时也饱受质疑，随后被村上春树在东京的事务所否则。陈黎明则认为，筹备新闻发布会是正常的，“其实每个相关出版商都在做两手准备。”
“我们也订好了场地，准备好了展板。只等开奖那一刻。”陈黎明说。展板上写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暨莫言文集出版新闻发布会”，这套文集此刻已在印厂，随时待命，一旦花落莫言，陈黎明将以百万册的印量开动机器，去满足国人大量“阅读、收藏、乃至送礼的需求”。他透露一套文集的定价预计会在 700-800元之间，如此计算，此次莫言文集的码洋将达到7亿人民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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