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馆馆长：
他用笔写作是为保存手稿
10月13日，星期六，高密一中仍然聚集了不少人，他们不是当地学生，全部是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参观对象是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毛维杰是莫言文学馆馆长，同时也是莫言研究会的秘书长。高密莫言研究会于2006年成立，共有30多人；2008年，研究会筹建了高密文学馆，该馆于2009年开馆，在此之前，毛维杰是高密一中的一名语文老师，而今他已经离开了教师岗位，专门负责莫言文学馆的工作。莫言文学馆是学校一幢4层小楼改造而成的，免费对外开放，现在只有一二两层在使用，第一层是学生阅览室。里面有5000多册藏书，全部是莫言捐献的，“莫言每年捐3次书，这些书全部是他看过的图书和刊物、杂志，有的书籍上面还有莫言阅读时做过的标记。”毛维杰说，学校的阅读课就在这里上，“每本书都盖有‘莫言收藏’的印章。”
文学馆的第二层是专门介绍莫言的展览，分文学成就、成长道路、文学王国、故乡情结、文化交流等6部分介绍莫言。文学馆在介绍莫言文学成就时，这样描述：“很多国际权威人士认为，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并称，“经考证，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后”。
“高密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莫言，地方文化、历史熏陶了莫言，如果没有高密的风土人情，也就没有莫言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另一方面，莫言也成就了高密。”毛维杰平时收集整理莫言的作品、相关资料、手稿；莫言的物品、奖品，研究莫言作品、莫言现象，他与莫言长期交往，在他眼中，莫言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是个普普普通通的高密人，“他喜欢在老家赶集，他混在赶集的人群中，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作家。”除此之外，“莫言脾气非常好，没看过他发火，平时非常平静、淡定，很低调。”毛维杰说，莫言这次回高密，他们还特意给他办了个当地的手机号码，获奖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赶集，晚上在一个做企业的朋友家里，简单炒了几个菜。“得奖后，和他通了个电话，问他消息确认了吗，他说确认了，非常平淡，我说外面的记者实在是太多了，他说还是不见了。”
大量的媒体陆续抵达高密，见不到莫言也不是办法，据高密市宣传部新闻中心王喜进介绍，为此，高密市的一位领导去劝说莫言，他才同意到凤都宾馆接受媒体采访。10月12日，仍有大批记者赶来，当天下午，高密市又为莫言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莫言在高密市南关天坛路26号还有一个旧居，1988年到1995年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大量作品。后来莫言把这座房子卖给了朋友，现在该房被捐给了市政府。相比于莫言在平安村的老家，这里鲜有外人光顾，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莫言在天坛路26号的这处居所中所使用的一些物品被搬到了莫言文学馆二楼，包括两张桌子、一个台灯、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的电脑。毛维杰介绍，原来莫言曾经尝试过用电脑写作，后来他觉得不方便，没有手写得快，就又恢复了手写。“莫言用笔写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想让自己的手稿留存下来。”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我不会离开这里”
事实上，莫言这位从高粱地里走上文坛的作家，他的创作视觉极少游离高密。他对于故乡的大地，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当中，他才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
管谟贤说，在《红高粱家族》中，曹梦九曾多次出现，许多情节就取材于此人的真实事迹或流传于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写了一个至死都不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原河崖人民公社，确有两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也是有故事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莫言作品中写到的真事不止一件，有些已经经过艺术加工（如孙家口伏击战），有的则简直如现实事件的翻版。
对于高密这块土地对于自己文学创作上面带来的滋养，莫言曾这样说，“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持续地写。
10月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次对媒体称，“我不会离开中国，甚至不想离开高密。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也离不开这里。”
对于莫言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高密的大智和诚朴、艰辛与欢乐滋养并成就了莫言，而莫言的创造让高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地理名词从此她与人心憧憬的神奇想象力有关，她有能力吸引世界的注目。
莫言与高密
"我奶奶’姓戴
我们的奶奶也姓戴”
莫言小说的很多原型就在身边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
10月13日，在高密城区的家中，管谟贤向记者提起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平安村有一位邻居是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他告诉莫言说作家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裕的，说作家每天三顿都吃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农村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多年后，莫言回忆起这件事曾感慨颇深： “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
管谟贤说，自己对于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我上学时，留在家中的书，莫言和他二哥抢着读，莫言非常好学，凡是带字的都找着看。甚至连我的作文本也读了个遍。他到部队后开始尝试写作，把习作都寄给我看，我就给他修改，从字词，到结构。他写过好多小说，都没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叫《离婚》。”
退休后的管谟贤，现在是莫言研究会会员。他说，研究莫言的小说，就要研究齐文化，他对蒲松龄情有独钟，莫言小说里面的神奇鬼怪，充满了浪漫主义，这都来自齐文化的熏陶。高密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古城，那里许多诡异的鬼神传说、神秘的民间风俗，日后都成为莫言作品的素材。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管谟贤说，爷爷管嵩峰，，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他既没有莫言小说《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豪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事，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好手。木匠活做得漂亮，所以日子过得不错。
“《红高粱》里的奶奶姓戴，我们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远没有九儿那么泼辣。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听我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好吃，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管谟贤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今年90岁，旧社会上过4年私塾，家乡一解放就担任各种伙计，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队，到国营农场工作区，再到生产队，一直担任会计。他对后辈教育非常严厉。有一次，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做父亲的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莫言打死。后来莫言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与平安村相邻的沙口子村的管贻兰是莫言的本家小姑，也是小说《蛙》中的主人公接生婆“姑姑”的原型。早已退休在家的管贻兰今年已有75岁，她 1956年开始在大栏乡医院做医生直至1996年退休，在医务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年。因为从小便经由姑姑接触到生产生育，并且在与家人聊天时经常听到有关接生的故事，莫言由此产生了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念头。
《蛙》中的“姑姑”是一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医生，她亲手接生过1万个婴儿，也“杀”死2800个，直至“文革”结束后，她才从疯狂中恢复过来。作为文中“姑姑”的原型，莫言的姑姑坦言，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小说描写的基本一致，只是晚年没有像小说里的“姑姑”一样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
小说对于文中“姑姑”有很强的批判意味，莫言的小姑表示，“小说的内容有真实的，有虚构的，但总不会超出现实，写作就必须要有创作，情节总要基于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对于那些批判、虚构的部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他有价值的就没问题。同时，我也为莫言的成功感到自豪与欣慰。
现代快报记者 邢志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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