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作家莫言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被问及生活、工作在中国的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回答是：或许100年之后。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来自中国的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与媒体日渐发达，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为舆论所津津乐道。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公众中，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大家所翘首以盼。这，也日益演变为诺贝尔焦虑症。
“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鲁迅、胡适均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每年的这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总会在国内引起躁动。这个诞生于1901年、跨越111年的文学奖，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与中国作家发生关联。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事实上，每年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非想象中那样“离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其数量不下百人，有时甚至多达200人。但相比起今天世人对诺奖的热情，鲁迅当年表现出奇冷静。他当即回信，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对该文学奖项的看法，态度丝毫也不暧昧。
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感谢，但“为我，为中国”，都不愿接受提名。理由是“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并以自己翻译的《小约翰》一书作者、荷兰作家弗雷德里克・凡・伊登为例，认为伊登尚未能获得赏金，自己更没有资格。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朱崇科教授长期研究鲁迅，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人与诺奖间的关系充满警惕。鲁迅在信中提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更进而指出，“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85年前的诺奖话题并未见诸当时媒体，仅仅以北京圈内人士谈资的形式被时间一笔带过，波澜不兴。次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遭到拒绝。
“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
钱锺书历数赛珍珠之流入选者，以证其谬
同样作为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钱锺书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更为豁达，甚至表露出不屑。诺贝尔评奖委员之一、汉学家马悦然曾登门拜访钱锺书，遭到钱锺书讥讽：“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饭吃的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
后来，钱锺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误评、错评与漏评。在《灵感》一文中，钱锺书更深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
他写道：“（有的中国作家）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 同时，他再次讥讽诺贝尔文学奖在语言选择上的不足。他写道：“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
80年代中期，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受到公众关注。1985年冬，《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与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登门采访钱锺书。
言谈间，引出钱锺书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番议论。他先是问记者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后来也领取了这个奖。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者中有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小说家）、保罗・海泽（德国作家）、鲁道夫・奥伊肯（法国哲学家）、泼尔・布克（赛珍珠，美国作家）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
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博尔赫斯因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一节，说道：“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
“他既不屑于诺奖，也不屑于推崇诺奖的人。”朱崇科认为，钱锺书学贯中西，这让他在今人所追捧的诺奖面前表露出高度自信。而其家学渊源深厚，见识广博，也使他对诺奖背后的世俗名利淡而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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