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会采用王家卫这种不说戏的方式吗？
王全安：其实我在间接地采用这个方法，当然我没有那么极致，他追求的不是戏剧的电影，是一种感性的、王家卫式的电影。这个讲戏剧的电影还不一样，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电影也符合了情节叙事需要的。和演员做工作必须用减法，我也是喜欢用减法的，怎么样在更简练的过程中让他们表演。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看过小说《白鹿原》的人会对“情欲”两字留下印象，宣传也会突出这个，但是电影里情欲戏并不多。
王全安：小说容易给人带来这种感觉，说明情欲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是很被看重的一件事，我们所谓的现实道德或标准对强烈的东西都会有一点害怕，会习惯上抑制这个。但是情欲是大家很关注的，不管是生理上还是繁衍都是很自然的事，我想对情欲的表现和表达会更自然。我们禁锢这个，所以才会造成强烈的关注，就像是遮掩总是会带来更大的关注。不管小说还是电影，其实这是它真正的生命力所在。我记得谁写过这么一个东西，说情欲只是《白鹿原》的一个封面，这个说得很形象。这也不坏，你带着这个愿望来，在我看来最好的表达方式肯定是含蓄而强烈的，这才是较高明的方式。如果说直白或者惨烈，肯定不是讲究一点的表达规格。在国内放的时候，法国一个老记者说：“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很多关于情欲的内容，有的时候是挺难堪的境地，但是没有让我感到一丝龌龊，这个很难，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电影里的性是不脏的，比较健康的。
王全安：对，电影中最难处理的戏就是田小娥和鹿子霖达成的这种关系，如何这场戏下来我们能够让人感到不脏，甚至对他们的苟合觉得惨淡但还能接受。因为这何尝不是对环境的控诉和描述，比如说让一只狗和一只猫达成这种关系，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外部的环境太血腥了。现实是鹿子霖的儿子已经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生死不明，他何尝不是一个受害者？田小娥固然是来求他，但是他何尝不是夹在中间？氛围是很微妙的，也许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就是顺着这么下去，好像在眼前怎么着就变成这样了，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惯犯。怎么做到不脏？整个是一个悲悯的氛围的话，都可以面对甚至接受的，这么多男的，作为社会角色，他们各自遭遇了各自的困境。比如说鹿子霖是很有能耐的，有钱，又把儿子送到好学校望子成龙，结果没想到训练回来儿子变成了把你绑起来要杀你的人，他的那种痛苦！白嘉轩严谨训练出来的孩子，最后居然是背叛他，在生理上还无能，都挺挫败的。黑娃这样一个心气儿强的农民，希望通过革命翻身，但是最后又招来杀身之祸。
这些田小娥都接受了，女人有时候就像土地。如果拿道德评判我们会觉得这个女人怎么会跟坏人在一起？但是从个体来感觉，毕竟是她与他发生了这种联系，她会忠诚、忠实于这个关系和感情，我倒觉得这是让人感动的。常常看到一个女人会在危机下为了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牺牲，或者坚持，或者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每次都会感动。我倒觉得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像女的，至少不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是田小娥为什么在这里激活了所有人欲望的原因，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被封闭的。
红颜祸水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不是这个女人本身生的事儿，而是她会带来这样的问题。田小娥到黑娃那儿把黑娃激活了，必须闹革命，黑娃这个动力是来自要赢得更多的尊严，要赢得小娥，所以要做更多的事情，要革命，革命带来的就是解放最底层的这些人嘛。作为鹿子霖来讲，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女人还能跟他达成关系，还能利用他去做一些报复。包括白嘉轩，他就是感觉到了这种东西，身边的儿子马上就不稳定了，能不能控制他是一种挑战，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必然对立。传统伦理的稳定是以牺牲个人的欲望来服从整体而实现的，那么欲望有了也没有抑制，大家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历史矛盾，不是对错问题，当每个人的欲望都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混乱了。
土地的视角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炼出来的戏魂是什么？
王全安：《白鹿原》的价值和电影遵循的都是土地的一个视角。这是较以往的作品比较特殊的，以往都是遵循某一个历史观，或者一种批判，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从土地农民的视角看出去。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缺失的是常识，对常识的不尊重，对常识的忘却。土地能带来的概念往往是最基础的常识，通过土地去看历史，就像田小娥一样，你种什么我就长什么，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你善待土地，庄稼就长得好，你对土地不好，土地就闹饥荒。土地的优势是时间的长度，它把兴衰都看遍了，它在看你这新来的人的变迁，就像陕西人的性格，沉默中其实是有看法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陕西人在沉默中有看法，还真是这样，很少看到陕西人在舆论前线表达得很激烈。
王全安：没错，它有这个历史的支持。在陕西要得一个什么奖项，不会有什么，得的多了，要是换一个地方肯定觉得不得了了。我觉得还是见过世面，有点像意大利那种感觉，曾经经历的气度和辉煌，是一个破败和落寞的土地。所以说《白鹿原》和陕北文化不一样，就在这儿，有一个巨大的文明背景在支撑着它。在村里的戏台子啊，华丽的啊，那种形式跟现在都不一样，现在都落寞了，你在戏台子下面的感觉就跟罗马宫殿一样，其实已经落寞了，就像西西里的那种背景，都是宫殿式的建筑。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延安人，陕北人和关中人在性格上有差异吗？
王全安：有差异。陕北人有点受游牧民族的影响，所以性格里面是比较文艺的，像信天游那样的感觉。但是关中人是受整个中国文化熏染比较深厚，这边人比较讲规矩了，做事什么的都一板一眼。
三联生活周刊：陕西的文学作品好像还是以表现关中人为主吧？
王全安：关中主要是承袭了十三朝，它是主干。村里面说话都是很文雅的，还咬文嚼字的，这么个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观众都被好莱坞大片惯坏了胃口，要求节奏很快，你有没有想过观众会觉得《白鹿原》太慢了？
王全安：如果只是娱乐功能，那肯定要考虑这些东西，电影的类型和功能都不一样。但是在做《白鹿原》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它的意味会超越一般电影的要求，更大的价值是要展现精神上的气质和面貌，这个功能大于眼前观众因受好莱坞影响所习惯的。期待看这个东西的人，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个需要，是我们没有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曾经中国观众能接受的电影类型还是很多的，只是最近这几年口味单一了点，是不是因为电影工作者提供的少了一点？
王全安：美国也是这样，冷不丁来个别的类型，它也流行。《白鹿原》是我20多年来最纠结的拍摄，因为它重要。它超越了这个局限性，它的难也就注定了。历史要前进，我很欣慰，我最终这样一个纠结中国电影20多年的结，终于在现在做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白鹿原》是你耗时最长的一个电影？
王全安：第一次介入是2004年，我们完成了意向，准备投拍。由于没有资金，2005年初就撤下来了，就拍其他的了。直到2010年，中间这几年我没有介入这个片子的拍摄。中间过程就曲折了，剧本被卖到北京的一家公司，北京的公司操作了两年，也找过我，我一看那个状态有点仓促，准备不够，有点急于上手，我就回绝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准备和能力，不如不拍，不拍对于《白鹿原》这个作品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产量不高，是不是说明挺有耐心的，不怕等待？
王全安：当你有话说的时候你就说，在这个条件里你就能说这么多，不要勉强自己。我基本上拍摄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很自然的，像孕育的过程似的，倒不是说外在的东西要追着你去拍什么。我记得我还说过：怎么别人都那么忙？我怎么都没那么忙？包括张艺谋，特别忙，那么大了都国师了，还那么忙。我的意思是，你越有能力越意味着你不用那么忙，专心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再一个是自己的选择，上次上海电影节，对评审主席一个法国导演，咱们这边提了好多问题，每次电影节都有很多导演像怨妇似的抱怨哭诉。但是很多问题提了别人都很纳闷，其实很多问题是职业的问题，不一定是社会的问题，我们习惯把很多问题推到了社会啊体制啊这些上面。那个评审主席就很纳闷，说你那么痛苦你可以不拍啊？你可以拒绝。我觉得说得很好，导演的很多困难都是注定的，包括要说服制片人啊什么的，但是这在美国、法国都一样。真的到了一个开明的社会，牛是牛马是马，在咱们这儿，有一个不合理的体制，反倒会造就这个惰性。我也希望体制的完善，一方面带来拍摄的更多自由和便利，一方面是对于职业人的勤奋和素质素养的要求，也会更清晰，才气和能量的发挥，相对来说混事儿的人能分得更清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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