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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家庭走出偶像 对话加藤嘉一:诸位,我是日本人 |
| www.sinoca.com 2012-06-18 南方网 |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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