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的三不心态和教育领域的财政预算捉襟见肘，是政府不作为背后的隐疾
湖南教育厅的“三不”回应激怒了崔永元，也激怒了公众，但道德上的评价无助于理解这件事背后的逻辑。对于湖南教育厅而言，按照官僚等级制的逻辑，对应的行政级别使之根本不需要搭理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请求。所以严格来说，回应崔永元基金更多是出于“明星”的压力。
最有意思的是，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各地教育厅的“份内事”，那么教育厅为什么没有做呢？
一方面是“三不”言论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反正对主管官员的考核不包括开阔乡村教师的眼界，教育官员不一定有激励去做类似的事情。另一个方面是事实上的资源约束，教育厅根本就没有这一部分预算，因为整体上各地政府给教育的预算就少的可怜。在少的可怜的预算里，教育厅也在做最大化的测算，所谓通常能带来显而易见产出的高等教育反而比义务教育更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青睐，而开阔乡村教师的眼界甚至可能都没有在考虑的政策选项内。心态和事实资源都限制了教育厅，崔永元基金也恰好在弥补这个缺失的部分。
但崔永元基金对湖南教育厅的六点要求，就相当于在教育厅现有的人力资源配置情况下，不管其是不是尸位素餐者众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就是额外增加其工作量但没有相应的增加资源，从其官僚化的思维来看，自然不会接受。即便是湖南教育厅接受了崔永元基金的提议，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安排。既然崔永元已经发现了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而且官僚机构的低效率也近乎是个常识，为什么崔会依旧对教育厅抱有期待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崔永元基金并不具备教师培训的资质，尽管红十字基金会涉及教育领域，但培训教师的资质还是掌握在教育部门手里。因此通过各地教育厅的“加持”，有助于名正言顺而化解不必要的麻烦。这可能是崔永元基金寻求政府支持的一个很强的动机。否则难以完全解释为什么非要和政府教育部门合作。这背后的实质原因当然还是在于教育部门的不作为，而官僚的三不心态和教育领域的财政预算捉襟见肘，则是政府不作为背后的隐疾所在。
明星做公益慈善如果能以专业化的方式来做，将会是更好的事情
从事NGO行业的工作，专业化是必须的。从崔永元与湖南教育厅的“三不”争议来看，至少崔永元作为NGO从业者在政府沟通方面是很不专业的。
我不是否认明星在政策倡导方面的影响力，但就达成一个具体的培训乡村教师的目的而言，崔永元的火力放错了地方，这种斥责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放在政协会议上，要求“精简教育部门机构冗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或许更有效果。从这个也可以看出，不少明星公益的一个问题，就是空有心，但没有更专业的能力，而且主要是因为太忙而没有办法通过培训去获得NGO具体运行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例如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崔永元基金的工作人员，其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也堪忧。NGO处理与政府部门关系在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一般的NGO都有负责政府关系的专业人士，通晓如何使用政府官员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来应对政府的反应，后者通常激化矛盾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并且由于官僚制的程序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处理事项费事耗力，要做好长期的打算，可以想见在未来，崔永元基金依旧会和政府部门不断打交道，这显然是组织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明星做公益慈善是好事情，但如果能以专业化的方式来做，将会是更好的事情。对崔永元基金的乡村教育培训项目而言，短期内有几个需要考虑的事情：
首先，崔永元基金要评估现有的培训方案，寻找是否有更有效的培训乡村教师的办法。我并不认为将上百人次的乡村教育从乡村运到城市进行培训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案，因为这样有很大一块成本会花费在交通上，而不是培训上。
其次，评估与政府合作选拔教师的方案是不是能真的将迫切需要培训的教师挑选出来，这不仅要考虑效率问题，也要考虑问责性。目前并不明确崔永元基金是如何考核合作的教育厅是不是挑选了合适的教师，但过去出现的政府官员冒名顶替乡村教师进城培训的事情，应该成为一个警示。也许在教育系统内部，通过教育厅发通知的形式依旧是动员乡村教师的有效方式，但这显然不是唯一可靠的方式。除非有培训教师资质限制的问题，不然在崔永元基金自己的网站上进行名单公示即可，我看不出湖南教育厅的网站是一个比崔永元基金网站更容易编辑访问的网站，甚至建立一个博客或与门户网站的公益频道合作都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再次，假设必须与政府合作，在前期沟通上应该更加通畅一些，即便有不同的理解，也还可以继续沟通，而不一定非要公开化。这些在NGO项目管理的相关课程中都会涉及，例如先确定意向，而后进行正式的合同签署，明晰各自权责所在。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后续分歧。口水战能吸引注意力，但对于这一期的乡村教师培训的目标，有什么助益么？崔永元的目的又不是在政策倡导，即便是政策倡导，聚焦的目标也应该是教育部而不是各地的教育厅，教育厅不具备改变教育政策的能力，只能按实际情况变动一些做法。我并不完全否认耍大牌策略在应对政府时的有效性。只是对于耍大牌策略，也要谨慎使用，或者说分场合使用，而具体到这一次的乡村教育培训而言，我认为并不合适。更专业的沟通方式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的结果。
而长期来看，崔永元基金应该朝组织形式上独立的“崔永元公益基金会”发展，以崔个人的影响力而言，仿效壹基金走上专业化道路，尽管会有困难，但是可为之事。这条专业化的道路，一来要在宏观层面处理与政府、与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的关系，二来要在组织内部改善管理、提高专业化程度，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也因为其不易，更需要崔和他的公益同事们认真对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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