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革命的音乐，大街上“捡来”《卖报歌》
袁春晖是聂耳在云南省师读书时排演舞台剧认识的。当时袁春晖是东陆大学预科学生，小聂耳两岁，能歌善舞，聂耳常为她伴奏舞曲。聂耳去上海以后，两人书信来往多达200封。母亲想要为他去订这门亲事，聂耳却拒绝了。他给母亲写信：“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
在北平，聂耳深入天桥等贫民区，继续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1932年11月6日，聂耳重回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当场记。在1933年初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日子里，聂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田汉和监誓人夏衍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为他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
早在写文批评黎锦晖时，聂耳就大声疾呼过：“你要向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经过北平之行，对于一年前思索的“如何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心中的答案更加清晰。1933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随后，聂耳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以民间劳动号子的节奏来表现劳苦大众的斗争生活，向靡靡之音开了第一炮。
1934年4月，聂耳加盟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任副职，他和先期进公司的任光、安娥等人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这一年成了聂耳创作最丰的一年。为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码头工人》和《前进歌》、为孙瑜导演的《大路》谱写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桃李劫》中传唱至今的《毕业歌》、《新女性》中六首新女性组歌，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
那一年聂耳忙得团团转，连写了多年的日记都中断了，整整7个月，只在最后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式的文字。夏衍回忆说，聂耳筹拍《扬子江暴风雨》那段时间，常跟熟稔的朋友抱怨：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
创作《新女性》时，他天不亮就去纱厂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他还在街上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著名的《卖报歌》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1933年冬，某天聂耳路过上海霞飞路口，看见一个外号叫“小毛头”的小女孩正在卖报，叫卖声如歌唱一般动听。了解小毛头的身世后，聂耳决定为这个可怜的报童创作一首歌曲，于是他匆匆地去找词作家安娥。当聂耳拿着安娥作词、他谱曲的《卖报歌》唱给小毛头听时，小毛头非常高兴，但又提出，能不能把铜板买几份报写进歌词，那样就能边唱边卖了。聂耳马上回去找安娥，添上了“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所谓作曲家的新态度，聂耳是个很好的开拓者。
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
1935 年春，聂耳写下了《梅娘曲》、《慰劳歌》、《塞外村女》、《自卫歌》四首抗日救亡歌曲，又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到日本暂避，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聂耳也希望借此机会出国深造。就在聂耳前往日本的前夕，他看到了挚友田汉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这个故事1934年秋末就写好了，几个月后聂耳被捕。被捕前，他把剧本以及写好的一段歌词都交给了夏衍。聂耳得知后主动找到夏衍，当他看过田汉写好的歌词后――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衬纸上，据说当时田汉灵感突至，手边只找到这个――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主动请缨道：“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这首歌就是后来唱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是聂耳人生最后的作品。
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后来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
在谱曲时，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聂耳大胆地对歌词作了许多处理。他把原词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增加了叠句，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中国人民向前挺进时的坚决、勇敢表现得更加强烈。
1935年 4月16日，聂耳乘坐“长崎丸”号渡轮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到日本后，聂耳又对《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进一步修改完善，定稿后用快件寄回国内。7 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来，聂耳的好友张天虚从东京赶来认领遗体，当场在鹄沼海滨进行火化，把骨灰带回了东京。
对于聂耳之死，民间一直有另外的说法，有认为他是被日本特务暗杀的，据说从水中捞起聂耳的遗体时，身上有血迹。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的，因为聂耳当时已经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了。然而这些说法至今都没有真凭实据。
人们在清理聂耳的遗物时，在箱子里发现了许多干枯的缅桂花。那是恋人袁春晖喜欢挂在胸前小扣子上的花，每次聂耳和她会面的时候，总要把她的缅桂花要来，夹在各种书里，随身带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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