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魏特林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为了接纳更多最需要帮助的人，她请求年纪大点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林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16日一早，一百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六挺机关枪。他们备有一把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魏特林想起楼上地理系办公室还放着数百件妇救会为伤兵做的棉衣，急中生智将他们带到别的地方。天黑后，这批原本打算留下来给难民御寒的棉衣被烧掉。
这一天，也即日军进城第4天，拉贝在其日记中写道：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一位美国人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教授张连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1999年曾和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东史郎会面，东史郎告诉她，当时他们这些驻扎在南京的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里收容了许多年轻姑娘。
张连红访谈过很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幸存者。门房杜师傅的妻子赵政莲回忆，她当时睡在门房里，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魏特林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平安夜的罪恶
12月17日，又有日本人来学校搜查中国兵。他们强迫所有人跪下，检查男人的手和肩膀，看有没有枪炮留下的痕迹，并要将3个校工带走。魏特林急忙上去解释，被打了耳光。
这时，有尖叫声和哭喊声传来。日本兵从大楼里拉走了12名妇女。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
次日，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下，魏特林去了日本大使馆，从田中副领事那里拿到一封可随身携带、当挡箭牌用的信。田中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
在她的争取下，领事馆还派来25名宪兵维持秩序。但这一晚，两名妇女被宪兵强奸。
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人又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妓女”。
关于这件事，魏特林的日记中只有本文开头那短短几行字的记录。
总舍监程瑞芳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今日有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是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内中有几个中国人认识妓女的。”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日军在学校里每个地方都找遍，有20多名妇女被拉到卡车上。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卡车上有帐篷，没有人敢跳下来。”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写下了这一天发生的事：
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个胖脸中佐带着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找妓女。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中佐保证只找“自愿重操旧业”的，并且还会付给很好报酬。魏特林终于同意了。
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林拖在这里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金陵永生”
最多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挤进了一万多难民。不但每一栋大楼里都住满了，连水泥地上都挤满了人。
安全区总部里，不断地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强奸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突然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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