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一部舞剧的暧昧死亡
舞剧《金瓶梅》本是一部有着严肃考量和社会批判色彩的现代舞剧，但公众对于《金瓶梅》中性描写根深蒂固的成见，让这部舞剧在暧昧的好奇与追捧之后意外死亡。精致的制作、对当下社会的反思和艺术野心都被一个“性”字彻底掩盖。
一男一女，穿着肉色紧身服，在黑色的舞台上扭结缠斗。两人的动作时而奔放激烈，时而缠绵舒展。他们背后飘散着淡淡的白雾，灯光由黑白渐渐转为粉红。钟鼓清音袅袅，吟唱呢呢喃喃。
这段5分38秒的视频是舞剧《金瓶梅》的片段。这几天，它本应出现在北京的舞台上，但是，这已经不可能。
5分38秒，是大陆观众能看到的全部内容。
这部构思四年，排练一年半的舞剧，在香港巡演结束后回到大陆却被“因故取消”。
“我们对社会反应和政治都是白痴”
“我们对社会反应和政治都是白痴。”舞剧《金瓶梅》编导、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媒体，她已学会小心接待。回顾不久前的“停演风波”，她多次强调这部《金瓶梅》“不是为了表达性爱而表达”。
但是，几年前在创作之初，王媛媛从没想到“性爱”会成为一个噱头，也根本没有考虑过“观众会怎样、社会会怎样、舆论会怎样”。而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变故让她有所感悟。
原本，舞剧《金瓶梅》是针对香港观众的委约作品。香港艺术节一直在寻找带有东方元素的题材，《金瓶梅》是他们看重的古典资源。而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早在2007年就有创作这一剧目的念头，双方一拍即合。
而开始投资并着手创作后，王媛媛陷入了长达半年的犹豫。“当时随时有可能会把这个项目停掉，”《金瓶梅》制作人韩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它太难把控了。”
王媛媛把《金瓶梅》视为一个大挑战。她和她的合作者韩江一致认同，要珍惜自己目前“三十啷当岁”的年纪，因为到了四五十岁，“创作力、冲劲有可能就没有了”
其实，此前王媛媛已有过成名作，与张艺谋合作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牡丹亭》创作的现代舞剧《惊梦》和为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创作的舞剧《情・色》都广受好评。
而在她看来，舞剧《金瓶梅》在理念和架构上与《惊梦》《情・色》那样的“小作品”完全不同。“（前者）无非就是爱情，做得深一点就是人生、灵魂本身的存在价值。这样的内容在舞蹈中呈现是很正常的。” 王媛媛说，“而《金瓶梅》给观众承载的东西不止是这些内容。”
艺术上的野心意味着创作的难度。多次纠结和讨论之后，他们打算从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并与当下世界作一对话和呼应，全剧线索才骤然清晰明朗。主创团队给予《金瓶梅》的最早定位“末世风光”后来成为此剧的副标题。“现在社会的日益烦躁、贪婪，当下人类的末世心态，岂不是比《金瓶梅》的时代还要过分？”王媛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初衷。
没人知道，这个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副标题是否给原本就敏感的题材又加重了危险的砝码。
“对当下的情感和社会做出反应和呼应、能跟现在的观众有所交流，这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韩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念头，并非由《金瓶梅》始。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们就想改编鲁迅的《彷徨》，虽然最终因其“架构太大、太难”而暂时放弃，韩江还是一直希望再度对它“发起攻击并拿下”。此外，他们还对艾略特的诗歌、福克纳的小说以及《三言二拍》里带有社会意义的题材感兴趣。
主创者们最早考虑过以音乐剧的形式来表现《金瓶梅》。编剧甚至已经写出了20页的台词剧本。但他们想想，还是不合适，因为“太直白了”。《金瓶梅》最合适的表现形式还是舞剧。
最终，文字简化成为字幕，仅为舞蹈提供诗意的解读。电视剧版《红楼梦》的作曲杜薇创作的配乐营造出梦幻、不真实与绝望的氛围；韩江创作的颓靡场景非古非今，暧昧、模糊之感无处不在。
在韩江的理解中，《金瓶梅》的整个风格“不左不右，似是而非，摇摆而模糊”，他说，“模糊的结果是，你心里有什么，就能看见什么。”回头看看，韩江对《金瓶梅》的艺术创作相当满意，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十年之内都无法超越。
但是，他没有想到，看到《金瓶梅》三个字，公众就只能看到“性”。
“宣传不要过，不要过”
2011年3月底，舞剧《金瓶梅》在香港艺术节演出4场。首演完毕，全体创作者接连谢幕6次，掌声如潮。
回到内地，国内演出商的积极反应又给了主创者一个惊喜。4月起，演出商们蜂拥而至，有人甚至提出以数千万的价格买断未来三年的演出权。
“原先没想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商业的事情来做。”韩江回忆，“但剧目能见观众，当然很开心”。
他们很快签了一个中国大陆演出的总代理，因为主创方知道“自己在国内没有运作市场的能力”。“内地的市场操作完全不一样。国外港台只看作品，而这里要有酒会、给媒体塞红包。拿剧场还得靠关系、靠喝酒喝出来的交情，”韩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操心的事情更多、更难。”
没过多久，演出档期被一抢而空的势头显示出了《金瓶梅》题材强大的吸引力和该剧美好的市场前景。9月底在成都、重庆、武汉和南昌进行第一轮11场的巡演很快排定；11月，从北京、西安到广东，为期40天的第二轮演出日程也全部谈妥。
这意味着，仅今年年内《金瓶梅》就能在国内演到40场；而明年3月的第三个档期开始后，一年内总共将有100场国内演出――仅珠海一个城市就排了10场。
一个“涉性”题材的舞剧，如此凶猛的商演势头，即使再不懂人情世故，主创们也能嗅到一丝暧昧的不安气息。
在与演出商谈判期间，每天都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过热”的状况让韩江开始给自己做一些“大事有可能不妙”的心理准备。他告诉对《金瓶梅》感兴趣的一切演出商：“出了问题不负责，被停了我们可不管。”有的演出商觉得没问题，但韩江坚持把免责条款写进合同。
“我们一直在提醒演出方，（宣传）不要过、不要过。”韩江说。但演出商逐渐发现自己也控制不了公众对这个作品的窥视欲。原本一直冷僻的“当代芭蕾”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很多媒体都自己找上门来。
随后，局势渐渐失控。即使主创方发出真实意愿的宣传稿，很多媒体却一意孤行地冠以“性道具”或“春宫图”等标题。火辣的标题对票房贡献不小，首轮演出门票很早售罄。但这样过于火爆的宣传攻势终于显现出负面影响。
9月初，上海媒体首先曝出上海几家剧场拒绝（后来演变成“禁演”）舞剧《金瓶梅》的消息。多家网站转载一篇来自东方网的评论文章，“该剧是纸上文章化作了‘活春宫’”；“（《金瓶梅》）要把赤裸裸的性欲变成‘人性’，其效应亦是搅乱羞耻感。”
“其实上海的剧场没有说停演，只是说等等，看看其他地方演出的反应再接，这很正常。”《金瓶梅》编导王媛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只是被某些记者歪曲、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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