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本来就是“浮云”一片

　　为什么说“春晚”是“浮云”一片?因为它是文化高度管控时代结束后，在持久的精神压抑下一种思想上的释放。而在那个充满憧憬的8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以及它所具备的特点，“春晚”偶然地成为了这种释放的平台。因此，人们记住了春晚，也为它赋予了它所难以承受的使命。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春晚”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现在的“春晚”已经不是80年代的“春晚”，那个时代的“春晚”已经成了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因此，我认为，在讨论“春晚”前，它的前面是应该加上年代这个定语的。

　　在人们没有文化娱乐选择权的时代，春晚随着电视的普及走近了公众的生活，受“文化饥渴症”压抑得近乎变态的人们对刚走近大众视野的“春晚”几近疯狂的程度。因此，我们看到80年代的人们对春晚几近疯狂的程度，而那些被本属于公众文化资源的央视捧红的明星们至今还残忍地占用着人们大脑的“内存”。殊不知在高度垄断的央视，作为资源的所有者的观众处于“被接受”的状态，而那些“被耀眼”的明星是如何走上这个舞台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了“被恩赐”的屁民们在电视前欢呼雀跃，把其视为“文化大餐”，让吃了几千年的年夜饭都索然无味。这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愚民文化的必然结果。但这无疑也是一种进步，尽管“春晚”还是一个宣传的舞台，但垄断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尊重了人民的选择权。因此，“春晚”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

　　在一个文化资源处于高度垄断的社会，文化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宣传的领地，而且这种认识已经在宣传部门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所以，“春晚”当然成了具有导向功能的“主旋律”，并深化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同时，在高度权力操控下的“春晚”则黑幕重重，所以我们看到了它一步步远离社会和观众，成为了权贵和政治花旦们的“年夜饭”。权力异化的结果是人们已经逐步拒绝和远离了这个与大家无关的舞台。但却有一部分观众仍然没有从当初的狂躁中解脱出来，有如孔教授一样对过去刻意营造的精神忿围沉湎流连，由于缺乏理性的探究和科学的思考，他们对这片“浮云”总是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但这片用全社会的资源来打造出的“浮云”，它在展示绝无仅有的排场之后，也就成功的完成烧钱的目标和历史使命，随着那些“食利者”散去之后，骂声便成为言语交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一风景在近年来已经愈来愈抢眼，从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

　　对于2011年的“春晚”，人们本来就是在绝望或是拒绝中迎来的，但是由于央视的强力营造，在强大的广告效应下还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为央视做广告是从来不会自掏腰包的。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省级电视台明确表示不再转播，当然其中有相互之间的利益考量，而一个事实却不容置疑，那就是“春晚”已经是强弩之末。当然，我相信有一个“为了批评而来”的庞大群体，他们观看的目的是通过对“春晚”的观察来分析社会演变和公众的需求变化趋势。这真是对“春晚”的莫大讽刺，也在拷问着这个烧钱的游戏有没有办下去的必要。这些人以“围脖”为武器，将尖利的投枪刺向脆弱的“春晚”，让“春晚”很受伤。本来，金鱼魔术出现瑕疵后，全部画面被转为备播带就是央视一惯的手法，但又爆出了“西单女孩”被掴耳光，着实成了人们不想听到的传言。而倍受诟病的植入广告又假姜昆的相声而行之，这自然也是早就可以预料的事情。但令人吹嘘的是，“春晚”所衍生的“围脖”却是今年的大“看点”，它超过了人们对“春晚”的热情，真有点喧宾夺主了。有人这样调侃说，腾讯花了几千万赞助费，但人们都去新浪“围脖”了。这当然是在调笑，其实腾讯的“围脖”更是热闹。这一现象的背后，说明“春晚”已经成为“配角”，它存在的价值似乎是为了让人们对中国的文化体制和发展进行反思的。

　　当然，尽管“春晚”如此地不堪，但演员们还是“挤破头”不惜一拼的，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曝光率就等于金钱，就连“宋山木们”也不惜一掷千金当观众。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权力社会，“春晚”的一个镜头有时就会让一个人拿到令人艳羡的身份证明，因此，我们看到人们对春晚趋之若鹜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我们看到马梅对西山女孩上春晚颇不认同，也是她非常正常的习惯思维。此时，我不禁对陈佩思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权力垄断和政治考量让“春晚”走向末路，而那些被愚弄了的观众却“被人卖了替人找钱”，正应了那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然，央视有时还是能够利用“民意”来为自己遮羞的，比如今年的西单女孩、旭日阳刚和农民工组合，但这些农民工奉旨而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却不伦不类，这些要不出工钱的打工者给我们的印象是主人，而不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体力劳动者的形象。如果整个2011年还有一个真正的节目的话，那也只能是《春天里》了。

　　如果中央电视台是一个民办的自负盈亏的文化机构，尽管它把节目办得再滥，只要它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我宁愿去为它捧场，毕竟它的出发点是想为我们提供一次好的文化消费，它还能虚心地接受我们的批评，如果观众都选择用脚投票，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必然了。但做为一直傲慢自大的央视，我却有无法言说的无奈。因为央视是用人民的纳税钱的建起来的，在消费产品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他交纳了远超过其价值的费用。但它却无情地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不仅如此，那些煽情主持人心不在嫣的台词，那些永远轰不下台的政治花旦令人心烦的表演，丝毫也不能让我产生一点心灵上的共鸣，相反，这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此时，我才知道为什么鲁迅对故乡的社戏为什么如此怀念。

　　“春晚”为什么成为“鸡肋”，成为人们众口一辞的“口伐”对象?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化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口诛笔伐的背后是呼唤着一种变革，但体制的惰性却在“稳定”的大局中得以强化，所谓的主流文化已经远离了大众，堕落成货真价实的官僚文化;与此同时，民众只能在低俗的娱乐中不能自拨，赵本山们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使政个社会文化呈现了两极发展的格局。

　　就在今年“春晚”开播这前，知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从文化角度解析了三十年春晚现象与时代特色。他说，三十年春晚逐渐从80年代的希望型，到90年代的应景型，再到新世纪零年代则进一步成为威权声音的代言工具。三十年春晚内容的流变恰恰折射出国人从“信仰危机到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演变过程。朱大可还认为春晚正日益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状态，无疑也是中国文化整体现状的一个缩影。将近三十年，十几亿人围着一台节目，是典型的“文化举国体制”的表现，“唯有终结这种举国体制，中国大众文化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而文化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它是为特定的政治体制服务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之前，这种变化看不到希望的。当然，用文化改革做先导，从而启动改革的进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惜这已经被主流所否定。前一阶段，一位主流学者在《求是》上撰文，把舆论失控归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垄断和舆论控制还将会保持。

　　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春晚”节目评选正在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对此我不以为然，这也似乎与我无关，如果非得让我表明态度，我只好选择用脚投票了。（作者：菁菁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