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被枪毙 揭秘康生签署的秘密处决令(图)

　　没有实现政治目标的卢福坦后来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最高职务曾做到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相当于股长)。在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出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其他人提及过，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在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他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事件办公室负责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来事情似乎就此了结了，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说到康生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被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其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依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变节和赴死这两条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考察康生是否叛变。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