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揭秘:中国的地下帮会是如何覆灭的(图)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共产党与帮会长期合作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不是困扰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对于全党都十分关注的肃清反革命工作，他解释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而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中国被迫入朝作战，彻底改变了肃反工作缓慢推进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

　　罗瑞卿回答说，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对此，毛泽东很满意，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前的“消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对这次镇反运动非常关注。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言下之意，即使没有朝鲜战争，帮会势力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依然会被铲除，差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布局

　　“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按照罗瑞卿的计划，镇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为第一阶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为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952年10月—1953年10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根据这一思路，罗瑞卿决定首先在老解放区完成取缔会道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开统一行动，全面取缔会道门。几天之内，逮捕了点传师以上职业道首2050人，破获密室暗道93处，缴获没收大批反动文件与粮食财产，“给了一贯道领导机关以摧毁性的打击”。

　　随后，罗瑞卿又亲自指挥，在北京市发动了取缔一贯道的行动。经过两个月的运动，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1283处，声明退道者17.8万余人。

　　经过一期镇反，老区的帮会势力基本被取缔。

　　帮会的末日

　　运动伊始，为避免出现“左”的偏向，造成镇反扩大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比较谨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也为镇反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随着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开始对镇反运动产生了不满情绪。而罗瑞卿的南巡报告，又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的判断。

　　相对于北方老解放区，南方新解放区的镇反运动进行得困难得多。为了考察和指导南方地区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罗瑞卿连续出巡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在考察中，他认为，南方各省对镇反运动的认识普遍不足，对反革命的镇压力度不够。

　　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不满很快就影响到了罗瑞卿后来的工作。

　　1951年1月到4月，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他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镇反运动很快就跃出了法律的框架，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虽然4月以后，毛泽东本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罗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反复强调要“适当收缩”，控制杀人数字，并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但并未从根本上制止各地乱杀多杀的问题。

　　到1951年10月，为期一年的第一期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抓捕262万人，处决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120万人。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总计“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强;城乡恶霸分子占26%强;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两年来的政法工作》)。如果这组数据准确的话，在一年多的镇反运动中，帮会组织至少有14.2万人被处以极刑。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前两期的镇反运动中，只有老解放区的帮会势力被彻底取缔，新解放区只镇压了帮会头子，大量的帮会组织尚未彻底清除。

　　1952年10月12日，罗瑞卿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明确表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镇反的中心，也是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1953年底，第三期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