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抓捕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于海斌:主要是金三角在三国交界处,缺乏很有效的社会管理。如果糯康在老挝这一侧,他有很多窝点和关系网通风报信,一旦抓捕他可能会跑到缅甸一侧,一条湄公河很窄,很容易就过去了。缅甸也是山高林密,要对他进行有效抓捕很困难,缅甸形成围攻可能他又窜到了泰国。他打的是游击战,所以抓捕非常困难。
新京报:这样几次形成有效抓捕,但是最后希望又破灭了,大家是一种什么情绪?
于海斌:这应该说是一言难尽,有的时候真的很泄气,有时候觉得这个任务有些不可完成,每一次大家都会有情绪低沉的时候,但是调整之后还会重新开始。
新京报:你作为小组的组长,会给下面的人“打鸡血”吗?
于海斌:会,但其实不会说很多,就是在一起互相鼓励一下。大家都是同事,都为了这件事付出了很多,在外面工作了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办不成灰溜溜地回去了。我们在国外呆了10个多月,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
得知糯康被抓心情复杂
新京报:压力最大时是什么状态?
于海斌:就是感觉自己快疯掉一样,那会儿经常睡不着觉。有时候电话铃响了,突然醒来会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原来头发挺多的,在那里掉了很多头发。对于什么时候能把人抓到、什么时间回国,这些一无所知。
当时刘跃进是专案组组长,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每天总体统筹国内国外的工作,带领指挥部的同志每天研究案情到深夜,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把身体熬垮了。
新京报:在老挝万象呆了10个月,中间回过家吗?
于海斌:糯康落网之前没有回过家。案件是10月5日发生的,我11月到老挝,他是2012年5月被移交给中方,我随专机一起回国。之后又回到那里开展后续工作,虽然糯康被押解回国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嫌疑人和相关证据需要协调。最后回国是2012年的9月份。
新京报:电影里,张涵予扮演的办案警察用视频跟女儿沟通,你当时怎么跟家里联系?
于海斌: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家人知道是办案,但不知道去哪儿办什么案件,会打电话,但是也不好说得很清楚,所以一再推迟回来的时间。
我出去的时候女儿4岁,回来的时候已经5岁了。当时答应她春节回来,春节没回来;后来说她4月份过生日的时候回来,也没回来。终于在5月份的时候,押送糯康时回京了。
新京报:跟女儿说过你做的工作吗?
于海斌:我后来给她讲过,还把拿到的军功章送给她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糯康被抓的?
于海斌:糯康是晚上被抓的,半夜刘专员(时任湄公河案专案组组长刘跃进)打电话给我,问我从西双版纳到万象走哪条线路要多长时间,我给他汇报了情况。他询问了几个方向之后说,明天要带队到万象,希望第一时间见到老挝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让我做好准备工作。没有说为什么来,但我当时意识到,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老挝方面也告诉我说可能有好消息了。当时抓捕糯康现场的人很少,还需要确认身份,但是两方面都传给我消息,我就想到可能成功了。
新京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
于海斌:哎,一言难尽,心情特别复杂。就想,终于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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