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 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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