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
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的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有病啊?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温家宝当政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并不比人家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先进多少!现在，只要把这套历史继承下来，今天也仍然是开明之君啊。为什么非把他们都否定，都反动，就因为你引进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水木然认为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
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
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人一般不敢轻易干实业。水木然认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实体正在悄悄复苏，这个过程一定不是大张旗鼓的，因为落后的工厂和产能是一定要被淘汰的，推陈出新是客观规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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