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
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
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
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
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