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了婚，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电影《英雄儿女》里，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两代人和解的镜头，他哭得最大声。
那时他有了孩子，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没人会把亲骨肉抛弃，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
2000年后，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动了心思。
无锡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成功者寥寥无几。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
没有任何线索，不知目的地在何处，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南下了。
下江南
人在一两岁时，会记得什么?
无锡宜兴，寻亲网站发起人吕顺芳的家里，堆着从北方寄来的上千份寻亲资料。
弃儿们在资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记得家附近的河流、湖泊、渡口，记得水边的茅草屋、芦苇、水牛，记得哥哥脸上被水牛角划的伤痕。
这是江南的短暂生活，给他们留下的记忆。
2000年，李万成第一次到江南寻亲。火车从西安出发，站了18个小时，无锡出站时，他恍然有一种前世的熟悉感。
西北壮阔，七月的向日葵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低矮的苍山转过一弯，还是。灰扑扑的荒街，风野蛮地拍在脸上。
江南不同，雨下得又细又轻，路边挺拔的香樟树全被濡湿了，青草簌簌地拱动，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走在路上，他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王金虎去上海寻亲不下十次。从90年代开始，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谁也不告诉，什么头绪也没有。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多工薪阶层，就守着闸北，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
黄昏时分，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一看就是一整晚。走在街上，也老盯着路人的脸看，盯得人发毛。
弃儿们寻亲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他们要弄清自己的来处。
无锡孤儿院1960年的收容与领养登记簿。这一年弃儿达到高潮，登记簿比往年都厚。新京报记者罗婷摄
1993年，无锡福利院办公室主任余浩在档案室里发现一沓30多本婴儿收容、领养、死亡登记簿。稻草沤烂后土法制作的宣纸，已经发黄发脆，纸头都烂了，十多年无人问津。
1960年的登记簿被翻开，这些册子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
登记显示，仅1960年一年，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两千孩子。
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告诉余浩，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从通运路到当时的福利院，只有两公里路，当年洒落哭声的路线，现在是苍郁的香樟大道。
那位专员曾告诉余浩，被遗弃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够，只好借了国营工厂的厂房作为育婴室，工人则成了临时护理工。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他们就包上一个车厢，送往北方。
最初，收养这些弃儿有严格的程序，民政部门挑选的都是身家清白、收入稳定的干部家庭，孩子送出后都有回执。但随着弃儿大量涌入，管理逐渐松散，在开封等地，就曾有家长未走程序，直接在火车站抢走孩子的情况。
登记簿上的“婴儿健康损伤情况”那一栏，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正常”，后面则九成都是“瘦弱不堪”。慢慢措辞变了，成了一度、二度、三度营养不良，“所谓营养不良，你就看不出有多严重了。”余浩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似乎是为了记录现实，福利院给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虐、疟、痱、疵、疼、瘀。
2004年，余浩即将退休，每逢值夜班，他整夜不睡，把资料悉数复印，带回了家。这些资料对所有弃儿开放，许多人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余浩家里，打捞与自己相关的这段历史。
“其实还有好厚几沓死亡记录，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我给藏起来了。”他说。
来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以为孩子还在哪个角落活着。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省得再做无用功。”
他说，哪儿敢啊，就是靠着这一点儿希望，让他们几十年吮吸着、挣扎着活下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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