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女讲述吴晗悲惨遭遇 夫妻死状惊人女儿又自杀

　　三、母亲也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两个孩子撑起苦难的家

　　舅妈袁震的抚慰也给了吴晗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没过多久袁震也被关进了劳改队。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孩子。吴晗周六回家，才能让他们得到一点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小双记得，“1968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爸爸又该回家了，姐姐和我盼着爸爸回来，就趴在窗台上两眼紧盯着公共汽车站，一直等啊等，可是天黑了饭也凉了，仍不见爸爸的身影，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能见爸爸一面。”原来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苦难历程。小双还记得星期一爸爸临走时还嘱咐：“你们两人要好好照顾妈妈，等爸爸回来给你们一人讲一个故事”。但爸爸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送别成了永别。

　　吴晗入狱后，袁震把小彦和小双叫到跟前，对姐弟俩说出了一番锥心刺骨的话。小双回忆:“妈妈说，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你们俩人是国家的孩子，你们自小失去了亲生父母，我们是在替国家抚养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离开我们，去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离开了我们，你们还能少挨一些打，少受一些罪……”姐弟俩心如刀绞，妈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她已经觉察到最危险的时刻就要来临。此时，姐弟俩已经泣不成声。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住在一个破旧的浴池里，舅妈袁震本来长期有病，体质极为虚弱，即使在热天还要穿着棉袍。她在劳改队里艰难地熬过了一个酷暑和一个严冬，双腿瘫痪了，得不到最起码的救治。14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妈妈。“劳改队”见舅妈病得太严重了，留在那里已经成为负担，才允许她回家。

　　吴家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收入，小彦挑起了生活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家人的衣食。饥寒交迫使得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了一对流浪儿。一天，小双路过一家饺子店，锅贴诱人的香气吸引住了他的脚步，他忍不住排到了买饺子锅贴的队伍里。小双用手摸摸口袋，只有几枚硬币，这哪里够买水饺啊!他灵机一动，对排在前面买到锅贴的中年人说：“叔叔，我能买你三个锅贴吗?”那人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分了几个给他。孩子顽强的求生本领，就是在这样血和泪中锻炼出来的!

　　四、母亲被释放回家，同楼居住的万里同志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

　　袁震被“劳改队”释放回家是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小双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让他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晚餐。当天夜里，袁震昏迷，被姐弟俩抬进了医院。18日清晨，袁震苏醒过来。小彦关切地问：“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吃力地微微动了动嘴唇说道：“彦，我想喝口稀饭。”小双去向医生哀求，但被医生拒绝了。小双到处去找稀粥也没有找到，当他失望地走回病房时，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小彦带着弟弟到太平间去给妈妈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枯干的面颊上还挂着几滴未干的泪珠。姐弟俩趴在妈妈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小彦的脑子开始不断出现幻觉。

　　住在同一栋居民楼里的旧市委领导，看到姐弟俩孤苦伶仃，就向市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专案部门把康大娘找了回来。虽然只有短短数月时间，康大娘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却给姐弟俩带来了人间的温暖。时隔不久，随着运动深入，康大娘又被打发回了农村。

　　五、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小彦鼓起勇气问，“爸爸给我们留了话或留下什么东西吗?专案人员回身拿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爸爸成了苦命的孩子唯一的亲人了。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敲吴家的门，说要接两个孩子去看爸爸。两人在心中燃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他俩看到来接人的汽车是医院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姐弟二人被领进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喝斥道：“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拿到手里的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两个孤儿一路哭着回到家。姐弟俩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们把爸爸的遗物供奉在妈妈的遗像下面，默默地追思已经失去的两位亲人，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放着姐弟俩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后来又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约了两个同学，一同把袁震的遗骨埋在西山八大处。此后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西山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

　　六、小彦为父母之死讨要说法，反被诬为“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被拘留，被侮辱，终被逼疯。在弟弟小双年满18周岁那天服毒自尽

　　1973年6月，小彦的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审查结论、遗骨和被抄走的书籍，她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她还曾只身闯入市革委会某领导人家，想要对父母亲的死讨个说法，被指责为无理取闹，放肆。小彦实在忍无可忍，奋力反击。很快，小彦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公安分局拘留所。拘留中，她被侮辱，拳打脚踢，她最终经受不住惨无人道的凌辱和折磨，被逼疯了，送进了精神病院。

　　1975年秋，小彦因为和好友议论过“四人帮”，被抓进了公安局。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开的住院通知书。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沉重的脚镣，她的阑尾炎时时疼痛难忍，狱警就给片止痛药吃;疼痛折磨得她不断地哭泣，管理人员不耐烦就给她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大间牢房里，经常对她严刑拷打。她的两颗门牙被打掉，额头上被打开深见骨头的大口子，姣好的面容完全破了相。小彦悲愤至极，痛不欲生。她被又一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仍然不放过她，甚至非法追到医院继续审讯她。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彻底地绝望了。一天，小彦似乎显得神智十分清醒。她把小双叫到跟前，对弟弟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小双听了满头雾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不料，这回却是真的，小彦就在弟弟满18岁那一天，饮下毒药自杀身亡。

　　小双万万想不到，姐姐会抛下自己匆匆地走了。最后那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也坍塌了。他孤独凄怆，只身流落在人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回到北京，前去探望舅父吴晗的家时，家早已经空空荡荡，四口之家只剩下小双一人，空守着三个骨灰盒，过着凄凉的生活。小双为了谋生，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当过泥瓦工。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北风凛冽的严冬，他一面做工，一面复习准备高考。厂里的工人师傅还比较照顾小双，朴实的工人师傅常常问寒问暖，送吃送喝。这给小双带来温暖。

　　终于，他熬到文革终结。他不追求享受养父被平反之后的“光环”，决定到美国留学，开创自己新生活的一片天地。

　　他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变得独立，务实。他打过工，洗过碗，边勤工俭学，边完成了理工科硕士学位，让天堂的父母为小双的成功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