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某农林类211高校的方浩成是清华大学的直博生,在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以后,他也遇到了和熊康一样的问题。
“我在本科时有一门课最拿手,结果到了研究生时这门课几乎要垫底。”方浩成认为,这一课程应是该专业十分重要的基础课,但在大学时只是作为选修课,而且授课内容十分简单,“不用考试随便就过了”。
方浩成回忆道,本科时开卷考试很多,那时的他很高兴,觉得考试太容易了。
“当时有一位老师的课程要求严,结果学院就找到这位老师,告诉他这门课挂科率太高了,应该要求低一点,别让大家都挂了。”方浩成认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低,而学生就更难自我要求了。
低要求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让能力较差的学生可以轻松度过大学4年,而对于把名校设为目标的学生来讲,这样的低要求不仅导致他们基础更差,也让他们失去了“开脑洞”的能力与机会。
“我们对于有些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基础也很差,上了研究生才知道原来有些课的内容很重要。和清华本科的同学相比,我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基础好,‘脑洞’都很大。”方浩成说道。
而在某知名研究所就读心理学研究生的陈集看来,自己本科学校的有些老师都不了解自己的课程,有时“自己就把自己讲晕了”。
“由于师资缺乏,按照培养计划,有些老师不得不教一些非自己研究方向的课程。曾经遇到一位老师,讲着讲着就让我们自己看书,他说他也不太明白了。”陈集表示,或许老师们自己也很无奈,这都是普通高校的“心酸”。
以考研为办学目的是对学生不负责
除了普通高校与名校的差距造成的知识短板之外,这些本科时期在普通高校就读的名校研究生,还经历了很多名校本科毕业的同学想象不到的迷茫和焦虑。
现在协和医学院就读研三、毕业于某理工类普通院校的吴雪就对自己的未来已迷茫了很久。
“我所在的本科学校一直在宣传自己的考研升学率,考研时我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只知道学习好就得考研,却不知道为什么考研。如今我才发现,我选了一个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专业方向。”吴雪说道。
“唯升学率”不仅让吴雪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还让她感到自己除了那点考研知识,其他什么都不会。
4年的本科生活不仅没让吴雪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还让她感到自己除了那点考研知识,其他什么都不会。“我的专业英语水平达不到阅读原版文献的程度,社会学、经济学基本知识的缺乏更让我在专业研究的时候受到局限。连很多课程需要的公开演讲对我来说都很困难。”
此外,临近毕业的她在找工作时还遭遇不少“闭门羹”:很多招聘单位都对求职者的本科学校有所限制。一看到她非985的本科背景,很多单位在“简历关”就pass她了。
“为什么现在招聘时用人单位会对本科学校有偏见和限制,就是因为有些人在大学时没有接受到全面完整的本科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
熊丙奇认为,现在一些普通本科院校以“考研率”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学校为了考研的同学改变课程安排,沦为“考研基地”,这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些学校对学生进行考核时,非考研相关的科目就让老师放水,让大家都过。他们也不要求、甚至不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实验、实习,学生还是高中式的学习模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算考研分数高,各方面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学术能力有些偏弱,毕业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熊丙奇说。
在目前的“普通高校本科生——名校研究生”的成长模式下,学生可以摆脱普通本科高校的身份,成为一所名校的研究生,但是“不能只为考一个文凭。在本科阶段就要考虑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以便考上研究生后得到更好的发展。只为考研而学习,获取到的知识和能力都非常有限”。
“出身”好坏并不代表能力高低。北京某知名高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自己所认识的一些普通本科高校考入名校的研究生,在本专业甚至学校中都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然而,他们的确需要付出比名校本科毕业生更大的努力,才能追赶甚至超过他们。
因此,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讲,熊丙奇认为可以选择考研,但要有长远的规划。而一些普通本科高校要反思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院校不应以考研率为办学目标。”熊丙奇说,“以考研为办学目的,是一种功利的办学方式,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对于这些普通本科院校,熊丙奇建议,其发展的出路就是“搞好师资建设和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同等层次上做到一流”。(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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