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跟外界一样,寨子里的人,只能根据上海警方的公开信息,了解到周兴柏的简单轨迹:
2014 年,周兴柏去了江苏昆山。这里,电子厂众多,他进了一家电子企业,两年来,一直在那里打工。在厂里的时候,周兴柏住在宿舍,后来又在外边临时租了房子。在这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他迷上了网上赌博,输光了所有积蓄,平时的工资根本不够花销,吃饭过日子,只有向朋友借钱。
在制造上海爆炸案前,周兴柏在一个微信群里留言:“欠了很多人的钱”,“准备去干一件疯狂至极的事情,丢小命是一定的”。
没有人知道,周兴柏为什么会想到要亡命疯狂,而且选择在了上海的浦东机场。他的爷爷罗亨富认为,如果有个家人在身旁,或者有女朋友跟他在一起,也许他不至于迷上赌博,更不会走上这条路。
在微信群留言后不久,6月12日上午7时34分,周兴柏从江苏昆山出发,乘坐长途汽车前往上海。到了上海后青浦,坐上公交车到了浦东机场。
当罗亨富再次听到孙子消息的时候,周兴柏已经闻名全国,躺在上海的医院接受抢救——当日下午两点26分,周兴柏引燃了土炸弹后自杀,惊动了全国。
桥溪村大多数村民都还不知道,上海浦东机场的爆炸案,原来就是同村人干的。
得知消息后,一位老人赶紧给在广东的儿子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什么,又说了周兴柏的事,“记者都来了……你在外边不要乱搞……”
记者手记:老家的乖娃娃 何以成了犯罪嫌疑人?
农村的乖娃娃在外边违法犯罪,这些年我采访很多。罗亨富老人那句话却让我颇有感触:“如果有家人在身边,或者有个女朋友,也许他就不会干这些事。”
这些年,打工成了绝大多数农村年轻人选择。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远离了传统的舆论和道德环境,失去了这些环境的制约,法律成了唯一底线——甚至很多人突破法律底线,只有回到村子里,他们才恢复乖娃娃的样子,对长辈对熟人谦虚诚恳。所以,当老家人听说某某某犯罪后,总避免不了满脸愕然。
如何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遵纪守法,也成了很多农村留守老人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担心孩子的安危;另一方面,他们担心给家族带来羞耻。所以,过年时,很多老人们总会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乱来”。桥溪村的治保主任也常常给21岁的儿子打电话,关心他的近况和行踪。这位中年男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总会跟回村的年轻人们提个醒。
但这些努力何其苍白!周兴柏还是迷上了网上赌博,还是提着土炸弹走进了浦东机场。
学者欧阳爱权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冲击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伦理观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效率、法治、平等诸观念意识。但物化和功利意识的极度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社会危机。
脱离了传统的乡邻环境制约,面临强势的市场话语,正如法国学者H·孟德拉斯所说:劳动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良心、干劲和牢固的劳动观念,家庭、父亲的道德观念也不再是劳动者评价的主要依据和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部分打工者逐渐放弃了一向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金钱万能”观念凌驾一切之上。
因此,当农村道德环境对打工者逐渐失效后,新的法治教育如何在他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亟待考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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