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再次没了、钱包再次空了、房子再次换了……二奶们纷纷“失业”，她们就像依附于富商而存在的一种财产，随时面临被剥离的风险。
据中时电子报6月1日消息：中国基本工资不断攀升，加上罢工、怠工等事件频传，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撤离，成了不得不的选择。如今，受到出口加工产业迁移的冲击下，素有“小香港”美称的广东东莞樟木头镇市况变得萧条，连向来闻名珠三角的“二奶村”也快成绝响，间接反映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惨况。
《财讯》先前报导，原本是香港人后花园的樟木头，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后街镇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式微，近年来开始转型发展服务业，这个原本在中国出口排名第三大城的珠三角城市面临的危机，正是台资企业当前困境的缩影。在东莞的台商聚会中热门话题更是：“如何撤厂?”和“要撤去哪里?”
这个现象也让中国官方及学者感到担忧，因为外商在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说也有1亿个，一旦外企持续迁移，失业潮与减薪潮可能会在中国重现。
与打工仔/妹、暂住证一样，二奶村可谓是一个折射中国过去三十年多来社会生活潮流变迁的经典词语。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讲，“二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这个发端于深圳的职业几乎没有上升空间，其遵循的一个准则是：想当“大奶”的“二奶”不是好“二奶”。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位于罗湖的一些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甚至一些城中村，因为低廉的房租也成了“二奶”们的聚居地，这些村因为“二奶经济”兴盛起来，成了不少猎奇者的旅游目的地及作家们寻找灵感的地方。
后来，“二奶”向高端化发展，歌星影星、大学生亦加入这个群体，“二奶”这个职业也发生了转化，成为权力寻租的中间人。如果没有几个“二奶”，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或者官员。
《苦婚——60天隐性采访实录》——内容可简洁地概括为“女记者隐性采访深圳二奶村”——这本22万字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诸位外来妹子“怎么从打工到当二奶”的过程和现状。千回百折也好，千头万绪亦罢，说的大都是家乡贫困，特区诱惑，抵达后寻找工作的屈辱，挣钱时岗位上的艰辛，及其最终万般无奈之后的屈服和出卖。有的当过餐厅的“企客”，也就是门童，试工时从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点，先站10天再说是否要人。也有做企业的“大烫”，服装厂的烫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个多小时。更有做桑拿女和发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来表示救助，有人开出价位，于是，就有人 “卖”了。从一天一卖，到几个月一卖，比较好的是几年只卖给一个人。“最好的是将来‘转正’。”
于是，处女补膜术诞生了，二奶介绍业也半公开了，人贩子应运活跃……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香港受到影响。而因为香港近年经济持续不景气，也连累到一些深圳的“黑户”家庭，有原本在深圳包养“二奶”的港客干脆玩起失踪。这使得一些已在学龄的孩子家庭，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这群由港客与“二奶”非婚所生的孩子并不拥有深圳的户籍，需要付出较高的费用，才能让孩子就读当地正规学校。没有户口，他们就不能接受义务教育，长大后找工作也困难，也不能登记结婚。即使结了婚，也只能是事实婚姻，得不到法律保障。
经济不景，香港人饱受失业减薪之苦，连曾经盛极一时的包二奶风潮也减退。
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习惯将广东东莞樟木头比作一个 “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金丝雀’的、世界最大的‘鸟笼"。
20年前，大批港商被大陆低廉的物价与用工成本吸引，北上投资。樟木头这个无名小镇也因距香港仅两小时车程，当仁不让地火起来。投资多了、工厂多了，用工量自然随之激增，李伶俐(化名)就是在那时来到樟木头的。由于忍受不了流水线的劳动强度和微薄工资，她进入了镇中心一家夜总会，并被一位50多岁的香港老板包养。为讨李伶俐欢心，“老公”将樟木头老车站附近的一套房产归到她的名下，每月还会给她好几千元零花钱。李伶俐很满意这样的生活，虽然对方长她几乎两轮，但她还是庆幸自己能找到一张“长期饭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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