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权威人士”又登党报头版 这是向谁喊话?

　　给官员之一：要改变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官员群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多党制政体中“没有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行动”的痼疾，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政策的连贯性。但同样，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一群体也需要改变。

　　首先要改变的，是过去的一些思路和做法。这些做法可能在以往有效，但现在不再有效;或者短期也许有效，但长期不符合方向——这也就是新常态给官员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第一种要求，就是避免“短期化”、避免“不适度”。

　　短期化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楼市。这次权威人士非常有信息量的表态之一，是要让股市、汇市、楼市“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众所周知，一季度经济反弹，之所以不能简单用“开门红”、“小阳春”等概念来形容，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在此中起的所用。而楼市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房子就是让人住的。因此，“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通过一些手段降利率、加贷款等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是不可取的，根本性的是让更多的人进城、有房住、有配套，这才是去库存的根本要义，而不是让更多的人盲目去做接盘侠。

　　“不适度”的另一个典型，是短期的刺激性加杠杆政策——所谓“短期兴奋之后经济越来越糟”，先行政策让后期买单就是如此。所以权威人士也说，“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强刺激、高杠杆，可能短期内数据会很好看。但是从长期看，恰恰是掩盖和拖延了风险。权威人士说给官员听的第一点，就在于此。

　　给官员之二：针对性

　　OK，不搞短期刺激，不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那么该怎么做?

　　说给官员听的第二点在于：政策要真正具有针对性。

　　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项是市场出清、清理僵尸企业。那么，怎么做?毕竟，这些企业虽然效率低下，但短期内清除这些，可能影响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也可能带来就业和稳定的问题。怎么办?

　　“针对性”体现在一句话：不能动辄“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如果把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式地债转股，反而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影响真正的效率提升，实际是把包袱甩给了未来。这次权威人士也看到，上一轮国企改革10多年后，国企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严重，职工“下不来”“裁不掉”，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

　　换句话说，这一轮经济形势下，官员可能面临的是真正的考验。

　　这种考验体现在：一，首先要适应新型的政商关系，要“亲”但更要“清”，效率和廉洁必须并重，吸取过去改革草莽时代的教训;二，在管理内容上，增长、稳定、去杠杆和产能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必须仔细、专业而又审慎地面对多种问题;三，在管理方式上，一刀切、行政化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改变，必须同时妥善应对上级的压力、市场的预期、民生的诉求、地方和部门的实际。

　　这很难，但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