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组图)

　　薛家湾的老人们翻看《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这本书由当地政府组织编著。图 郭彦博

　　身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 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他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刚听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普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1/3，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普赛人颇为相似。 文献方面，1947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 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

　　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交“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子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失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200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打算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十万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51岁的刘树花丛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 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转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 “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得拨着蒜种，颤巍巍的。 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如果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五百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

　　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