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区区一个山西副市长 为何敢贪6.4个亿(组图)

　　吕梁是一个典型，山西腐败的典型。数字足够惊心动魄：从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过2.8万起，处分超过3.1万人;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县处级超过1500人。过去一年间，经过反腐，仅省管干部就缺编300人——如果你足够熟悉官场的规模，一个省能够配备多少这种级别的干部，那么这个查处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

　　作为革命老区，张纪中给吕梁拍了《吕梁英雄传》;出过王岐山都称赞的廉吏、出过如此多英雄儿女的地方，却因为煤炭而导致了“塌方式”腐败，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寻租

　　2014年，吕梁的GDP超过了1100亿。全市总面积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范围。煤海山西总储量的15.26%都在这里，存储量高达404亿。

　　在煤炭日子好过的岁月里，大大小小的煤矿就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印钞机。如今，在全国乃至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山西的经济也深陷困境。

　　看看数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还是10.1%;2011年，则是13%;3年时间，数字一路下台阶，从8%、4.9%掉到了2.7%，排名全国倒数。

　　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贪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润滑剂”的论调，简直不容一驳——哪怕当年的潜规则让经济得到了数字上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深层破坏却是更长久的。

　　王儒林是这样概括这种破坏作用的：“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政府决定的方式。这种做法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

　　比如，利用煤矿的寻租，张中生左手权力右手钞票，既可以让亲信经营煤矿，也可以收钱后压下黑煤矿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产关停，也可以通过压低中间评估等手段，在煤矿整合中进行低价收购、利益输送。

　　而在侠客岛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过能源从业经历。

　　怎么办?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致力于打造公开化、公平化的市场环境，计划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正如今年两会王儒林所言，在这些案件和潜规则没有被打掉之前，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拿到资源。

　　打掉之后呢?“山西的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煤炭一业，其后更有结构转型的问题。

　　干部

　　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在于经济领域，也在于政治领域。

　　十年前，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曾经这样感慨治理非法煤矿的难度：“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

　　一个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两会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涉案5万元。

　　据报道，这个市就是吕梁。在6.44亿的张中生面前，5人、5万元的数据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幽默。新来的纪委书记表示，因为过去很少办案，所以纪委的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

　　反腐力度这么大，干部的心态也不免发生变化。曾经主政吕梁8年的聂春玉落马后，当地的官员就曾人心惶惶。最近的一组调查数据，则明显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吕梁下辖的柳林县，是煤炭主产地之一。调查显示，当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干部，只有31.4%;28.5%的干部信心不足、预期不明，25.7%的干部则迷茫恍惚、看不到光明前景。

　　另外一个县的调研结果则是，32.9%的干部不敢跟企业打交道了，11%选择在经济发展方面“放一放、等一等”，27%的干部选择在改革创新方面“放一放、等一等”。

　　简直就是对今年两会李克强发言的注脚：今年，中央政府将下大力气解决干部不作为的问题。

　　所以，听完王儒林的三个故事，或许会对习近平今年谈论的“新型官商关系”的话有更深刻的体会：

　　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

　　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路还长着。但是总得有人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