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有人自购防弹衣 有人辞职想多活几年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08奥运开始，中国社会转型阵痛加剧，传统的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规训成递衰之势，官方越来越依赖强力和金钱维稳。老百姓借由司法渠道维权基本失灵，而遁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与之同时，司法不能自守本分，自媒体时代对司法贪腐的放大效应，使得司法公信力一落千丈。司法人员的参差不齐，素质不尽如人意更是授以社会抨击的口实。”

　　信访牵扯了基层法官的部分时间与精力，让他们无法完全专注于审判工作。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几乎每个基层法官都在抱怨信访带来的工作量和压力。“基层法官其实还有不少精力都花在了应付信访的事情上。如果他去了那些重点部门，首先你得把人接回来。如果他只是四处寄材料，那上头把这个材料转下来，你就需要对已经处理的案子写一个报告，写我为什么这么判，写他信访的理由为什么没有道理，有什么困难导致他这样做。很头疼的。而且信访还作为一度还作为考核标准。”前述北京离职法官称。

　　“院里一位老法官就告诉我，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另一位江苏的法官说，他有很多朋友在上海当法官，上海搞司法改革，会把法官的联系方式发给每个当事人。当事人来电话必须接，如果不接，他们就会投诉审案的法官。

　　据一位曾在四川某基层法院工作的人士称，并非每个信访案件都有足够的理由。“我接触过一个拆迁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对拆迁补偿不满，所有行政程序都走过了，但她不服，常年在政府、公安、法院之间上访。刚开始要求增加自己的赔偿，后来要增加全家人的赔偿，要把她姐姐拉在一起，还要求给她的子女孙辈解决社保问题，要求非常不合理。基本上一周可以看到她两三回，拿着水杯，旁若无人，她在这儿，(我们)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除却信访带来的压力，有些基层法官表示，审案时还会受到上级的干预。前述河南离职法官称，曾经有法官因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上层施压，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上面批示要查办，还成立了专案组，据说当事人跟上面领导是老乡。”

　　“出来不后悔”

　　“有时候开完庭，我会问那些律师，如果我把我的位子给你，你愿意跟我换吗?结果那些律师，从25岁到50岁，没一个愿意的。”一位即将离职的法官说。他在去年提交了辞职报告，今年终于走完了冗长的程序。

　　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辞职和准备辞职的基本上为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法官，有些人还曾获得三等功，判决的案件被选入示范案例。大家离开体制的原因大同小异：事多、钱少、责任重、看不到上升的希望。

　　虽然不同的法庭案件数量不同，但法官们普遍认为，这几年案件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一位在民庭工作的江苏基层法官称，自己每年案子数量从200多一下涨到将近500件，收入却从当年的11万降到6万左右，“收入砍了一半。我才30出头，头上就已经开始秃顶了。”妻子在医院生产时，他连假都请不了，只能在庭审结束后匆匆赶往医院。

　　而一位在行政庭工作的北京法官称，其年结案量从60、70件增长到200多件。“尤其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一个月处理了28个案子，基本上一天出一个判决，每晚都要加班到10点，一个晚上就能抽掉一包烟。工作已经成为我全部的生活了。”开完庭后需双方对判决确认签字，但劝当事人签字的时间，有时比开庭审理的时间还长。

　　还有人曾经历过通宵达旦。“我们执行庭的加班是晚上出去抓人，抓那种白天不在家的老赖。有次我们晚上出去了，抓了一圈，没抓回来。然后到晚上十点，大家就说下班吧。我刚从院里出去，等公交车呢，内蒙古口岸边防武警给我打电话，说抓住一个老赖，他要出境。我就马上又回院里，跟领导汇报。领导说去，抓人。法警队马上派了一个车，三个法警，我们就连夜开车到内蒙。600多公里，去口岸抓一个人回来。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的。”

　　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收入却难以让人满意。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即使是在北上广此类经济发达地区，一名法官一年的收入也没有超过10万。上述北京基层法官在2012年转正后的月工资是2700元，2014年涨到5000元左右。单位分房的福利早已不能指望，法院给年轻员工提供了公租房，一居室月租为2700元，两居室月租为4500元，租金就会占去收入的大部分。

　　在东部省份江苏，即便是副庭长，月收入也不过5000多一点，而当地房价为每平米1-2万，“这还不是市中心的房子。”而在四川，曾有一位庭长对属下称，自己工龄20年，月工资不过四千多元。

　　“以后社保并轨，法院对年轻人就更没有吸引力了，看到离职的同事们赚的钱更多，肯定还要走的。现在案子这么多，留下来的人工作压力会更大，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对于年轻法官而言，近年来开始施行的员额制改革让他们颇有疑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同年7月，作为首轮司法改革试点的上海公布方案，将法官额度限定为 33%。

　　“大学刚毕业的，进入员额内几乎没有可能。但你第一次进不了，以后想进员额就更难了。发展空间就有局限了。”一位安徽的老法官说。

　　这样的担心在年轻法官群体中极为普遍。“你进入法院后，要两到三年做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才能够成为审案子的法官。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熬过来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要成为自己审案件的法官了，结果一搞员额制，你如果进不了员额的话，那么又成为法官助理了。”

　　上海一名基层法官称，此次上海员额制改革为年轻人留下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名额。“我有很多同学在杭州的法检，上海比杭州要公平得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也更多。杭州的话，基本上得在老员工退掉之后才有名额。司法改革之后，据说最少也要七年才能从法官助理转成法官，我觉得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也是一种积累吧。”

　　即便是有把握能够进入员额的法官，依旧会有人对未来不太满意。“我虽已是中层副职，可能很快就会提到正职，我可能余生就默默无闻地办案子，我不喜欢一眼望到老的生活。”离职的浙江法官称。

　　有法官认为，从2014年开始的法官离职潮，或许还跟2009年的扩招有关。以北京为例，2009年与2010年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分别招收了637和 746人。而以往每年入职的不过两三百人。由于法官有5年服务期，一些年轻法官会在干满5年后考虑离开法院，另谋他职。遂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基层法院法官大量辞职的现象。2015年，北京西城区法院甚至出台规定，对法官辞职设限，并要求部分法官延长服务期。

　　“据我了解，越往中西部省份，法官离职人数越少。只有东部沿海这些地方，离职人员比较多，因为经济发达，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出来随便一个工作，都可以挣到在法院的钱。”

　　“那你从法院出来，后悔过吗?”

　　“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