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100公里，从马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
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
早晨，妇女们拎着木盆、衣服到溪水边，这里还保留着用木棒浣衣的习惯。
同样被保留的还有对土地、宗庙的信仰，每个村口，都立着一个红色的土地庙，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供着一个祖宗牌位。
四周都是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
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摩托后座上。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14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妻俩感叹道。
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今年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马山县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在张家乐所在的这个村庄，40岁以上的“光棍”数量达40多个。“现在有些家长给男孩灌输观念，在外面读书能找到女朋友的，尽量就找一个，把这门亲定下来，完成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最大任务。”
早婚中的女方家长，常常处于被动的一方，“女儿怀了孕来跟我说，除了嫁他，还能怎么办?”一位父亲显得很无奈。
在丹丁屯，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屯里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能达到40个。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年纪在30到40岁，家庭贫困，和父母一起生活。
古零镇某村的村民李春红(化名)估计，村里“光棍”大约有四十个。李春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5。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红和丈夫想要个儿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两个女儿。
李春红认为自己为女儿黄娇娇做了最好的选择——挑了一个上门女婿。
黄娇娇今年16岁，孩子刚出生。她与丈夫同在古零镇的一个村子长大，两家离得近，走路不过10分钟。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观念在李春红心里根深蒂固，没有儿子，就招个女婿进来。
她心里有杆秤，等到十年后夫妻俩无法工作了，女儿就能养活他们，不用为养老操心。
对于生了男孩的家庭来说，娶到媳妇、传宗接代便成了首要的大事。
2015年，乔利乡的李方明读到初二辍了学，跟着父母在广东打工。
在校时，他与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韦礼芳恋爱，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李敏(化名)没有反对，反而让李方明把辍学的恋人也接到广东，与自家人一起生活。
到广东不过三个月，韦礼芳便怀上了孩子，知道消息时，李敏觉得“有点早”，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安慰，“至少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生了第一胎，他们缓两年还能再生一胎”。
2月28日中午，孩子醒来，韦礼芳两手搂住孩子，一把抱起来。李敏怕她用力过猛，连忙上前帮忙。
这个16岁的姑娘，如今一边看着动画片《海绵宝宝》、《熊出没》，一边在QQ上和同学聊着孩子怎么吃奶、丈夫公婆对自己是否好的话题。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措手不及。”
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
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和韦璇一样，记者采访到的吴明敏、韦静、唐妍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女。她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才见一次面。”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早恋”。
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
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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