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遭毛泽东怒斥“混帐” 吓得不敢喘气(图)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