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由胡耀邦任组长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汪文风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2000年第 12期《党史博览》刊登由汪文风口述，王凡、刘东平整理的长文《隔离审查期间的“四人帮”主要成员》，披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的讯问过程。文章说，毛远新在交代材料中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毛远新说，“‘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 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2013年5月6日，毛远新在济南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活动，陷入沉思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一、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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