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7月7日，召开全区革命生产大检查会议，龙文飞要求各公社抽专人搞“追反”工作。各个公社都现场报了名单，牛郎、木寨、沙坝、银岩四个公社都以武装部长为首，人数7至9人不等；大兴公社报的是以派出所指导员田井华为首的19人专案组，力量最强。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兴公社却没有办“交待班”。整个“追反”运动中，大兴公社仅白岩大队追出24个“反革命”，除1人致残外没有死一个人。
龙文飞在会上要求凡进“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组织名称；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计划纲领；4.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强调，审问时要作好统一规范的记录，各公社要相互联系以便共同掌握情况。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开“追反”动员大会，同时把劳改释放人员龙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实”的“四类分子”拉来陪斗。其他公社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区长龙金明主持，区武装部长、“追反领导小组”组长彭忠顺发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参加的“三社”会议，总结部署“追反”工作。会上，龙文飞表扬了牛郎公社“追反”进步快，效果好，革命生产抓得好；沙坝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线索，但是运动还只是少数人搞；木寨公社有点求稳胆小。银岩和大兴两个公社因在“追反”中没什么成绩，而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54种酷刑，37条人命
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龙文飞公然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专案组自制多种刑具，施用54种酷刑，对进“交待班”的人员百般折磨。于是出现子供父、兄供弟，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互供的情况。木寨公社毛坪生产队共有19个男性主要劳动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进“交待班”；区机关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参加“反革命”。（《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两百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置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牛郎公社格老大队社员梁志根从大队交待班逃出后，在野外生活了42天。专案组自制的脚镣手铐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麻昌贵供图）
牛郎公社格老大队社员梁志根。（麻昌贵供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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