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这些人物是有贡献的，也感动过我。
另外我发现读者、听众都很感兴趣，尤其是一听说王近山是《亮剑》的人物原型之后。《亮剑》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剧，有的人甚至看了13遍。现在又以《亮剑》中的原型改编了一部电视剧叫《战神》，这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有崇拜民族英雄的。
郭世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把他打成反革命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他属于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其天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父亲郭沫若。有个例子：青艺当时约郭沫若写《郑成功》剧本，去要剧本的时候郭世英先写完了。而且郭老竟敢说，“我这还差点没写完，你们要不先把我儿子的拿去看看吧。”这从侧面证明了郭世英确实有才情。
我们一起在农场的时候，上海作家白危著有《垦荒曲》，当时郭世英跟我说，我们把它改变成电影吧!我心里头就愣了一下。他的才情我根本就比不了的。我那时候才十八九岁，他大我一两岁，他就知道要把这个改编成电影剧本。后来他跟我谈论意大利诗人但丁，我当时都不知道，他还笑我，你这个爱好文学的人怎么连但丁都不知道。
习近平曾形容他下乡是刻骨铭心，我也是永远难忘。那些生产队长、农场的孩子们，那些人那些细节，我永远都忘不了。
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都有知青经历，知青经历对他们的执政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他会知道什么叫农民，什么叫中国社会，什么叫劳动成果，这些马克思最普通的道理。
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也同时改造了人类自己。这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
澎湃新闻：您在新书茶话会上自我调侃说“朝中有人难做官”、“朝中有人难回京”，因为您父亲对家人要求一贯十分严苛。反观当下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帮助子女升迁、经商，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您怎么想?
万伯翱：这些问题在周恩来、在我父亲万里等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绝对是“朝里有人做官难”。周恩来压邓妈妈，我父亲压他的亲妹妹和压我母亲，都是很厉害的。现在利用“朝里有人好做官”这种现象占便宜的人，还得吃亏。比如令计划，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一定会翻船。
有些老共产党员的故事是很动人的。比如陈云喜欢苏州评弹，最好的朋友荣毅仁送他一部盒式录音机，陈云又把礼物退回去了。徐向前去钓鱼，有人听说徐向前来了准备了一大桌酒席，徐知道后绕开酒席去吃了山西刀削面。这叫罢宴。
陈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贪腐也是不允许的，美国不允许贪污，香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能贪污么?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加车税政策前买车，有避税嫌疑，最后只能引咎辞职。
说句实话，万老的保险箱里真没有什么港币、美元、英镑之类的，资产充其量一百万之内吧，我也没敢打听，我就打算不要了。我一说这数字，好几位大将的子女，比如黄克诚、罗瑞卿的子女们很惊讶，说：“你家这么多钱啊!”我只能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多活多少年啊”。黄克诚的子女说家里最多十几万，罗瑞卿子女说只有四万。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好几位大将的子女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例如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少将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都很淡然，我问他们怎么骑自行车过来了，他们就说，离得近就自己过来了，骑车也方便。
推行农村改革，万里也考虑过可能会被罢官、被打击
澎湃新闻：您之前在受访时说，万里有最惊心动魄的两段经历，一次是在铁道部，另一次在安徽，还说可以作为您写作的题材。是怎样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万伯翱：在铁道部那会，当时“文革”已经9年了，(人人)都厌倦了。原来火车是绝对不正点，“社会主义火车人人坐”，人人都可以坐，尤其是慢车，有的人抱一只鸡、抱一只羊就上车了，红卫兵串联也不买票就上车了。
我父亲当铁道部长，是在9年以后官复原职，他想要有作为，有很多蓝图。他当时提出的论点现在铁道部门还在用：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他当时也提出了半军事化管理，要求制服着装等等。
邓小平找他谈话，“什么时候把铁路搞通啊?”“得两三年吧。”“不行!”后来我父亲用了一年，就把全国的所有铁路搞通，火车完全正点。这就是有本事的人。他很久没有工作了，到铁道部以后工作十分忙碌，春节也在火车上。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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