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前曾连写四个“托”字托付何事?(图)

　　当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秦九凤，原题：《周恩来临终前的台湾情结》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即以“中华崛起”为己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更是把富民强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然而从新中国诞生直到他重病缠身，离他的强国梦似乎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特别是台湾还未能回归祖国，这就使他多少有点遗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台湾问题越是萦绕着他的脑海，成了他临终前最关注的一个最大情结。

　　一、读《参考消息》

　　连写四个“托”

　　周恩来临终前，仍坚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报纸、杂志。

　　1975 年9月4日，周恩来看到3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转载有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这篇文章里，蔡省三针对四月份蒋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湾的局势，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看了很感兴趣，特意用铅笔把报纸批给罗青长和钱嘉栋，要求他们了解蔡省三的谈话内容，并进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弄清真相。当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特别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读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思维的慎密。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40余年，长期分管对台工作。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主要秘书，后来曾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仑早年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1年就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会的筹组。1931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务。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对台湾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情况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参与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代表团顾问。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辗转到新疆，参与了新疆和平起义。后曾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他也是十分熟悉台湾事务的人。

　　周恩来批示中的蔡省三这个人比较复杂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艺，年纪轻轻时就追随蒋经国，升任少将总队长，他身兼数职，风光无限。1949年蒋家王朝败逃台湾，蔡省三却执意不走，坚持潜伏反抗。他东躲西藏，数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个多月，终于被人民政府抓获。在监狱里一呆就是25年。尽管他的思想还是那个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宽大为怀，于1975 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战争罪犯时也特赦了他。这是蔡省三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时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但他自认为对他有知遇之恩，便断定老上级蒋经国将是他在台湾的唯一“亲人”，所以还是选择去台湾。为此，他在北京时还用政府发给他的路费到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好送给他的老上级蒋经国，并想像着度尽劫难之后再见到蒋经国、并与之谈心叙旧的激动场景。然而，台湾方面却太绝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十人来到香港，等待赴台湾时，台湾方面却对包括蔡省三在内的所有十位刚被大陆人民政府特赦释放而申请去台湾的人说了一声“不！”还说，“因为这些人已经被中共洗过脑，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于是，蔡省三滞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权组织找到他，希望他能公开发表一个反共讲话，然后可以把他带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供养他一辈子。蔡省三拒绝了，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笔，靠笔杆子养活自己。1975年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即将执掌台湾军政大权。对于台湾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对来访者分析得很透彻，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看了之后引起了极大重视，就颤抖着手，一连写下四个“托”，其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今人读起来也无不为之动容。

　　二、召见罗青长，

　　不能忘记台湾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当时，他的体温是38.7℃。从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营养靠管子通过鼻饲直接送到他的胃里。笔者访谈过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他说，当时总理生命已经垂危，医护人员为了执行小平同志“延长生命、减少痛苦”的指示，给他输血、输液、导尿、鼻饲、排液等等。最多时他身上同时插着17根管子，还要经常为他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点左右，周恩来醒来，说：“我要见罗青长。”由于他身体虚弱，加之高烧在身，话说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张树迎开始没有听清，直到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才听清楚是要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部长。那天是星期一，罗青长同志还未下班。张树迎他们经过电话与他家里和办公室联系，很快用总理的车将罗青长接到医院。

　　罗青长到医院后，周恩来又已经昏迷过去了。他只好坐在外边等。等了二十多分钟后，周恩来醒来了，罗青长赶快来到周恩来病床前。周恩来认出了罗青长，可他想握手已经没有了力气。罗部长也是把耳朵凑到周恩来的嘴边。然而，周恩来还没有说几句话，强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袭来。周恩来连忙对罗部长说：“我太累了，要体息一下。”说完，很快他又昏迷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快半个小时，已经是下午了，周恩来也没有醒来，罗青长见总理短时间醒来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泪离开医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