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外孙女遭红卫兵扒光侮辱 悲愤自尽(图)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却只见到过曾昭抡先生一两次。后来才晓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几年里，我们去俞大絪家，见到过曾教授。

　　记得我们到了之后，曾昭抡教授在门厅里，跟父母打个招呼，握握手问问好，寒暄几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们一家进入客厅，他就不见了。

　　母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许阿姨，专业化学，是曾先生的亲传弟子。许阿姨曾告诉我，一九五Ｏ年曾昭抡教授应周恩来总理召唤，从英国回大陆工作。途经香港，召开了一个西南联大校友集会，曾昭抡教授向他过去的学生们发表激情万丈的演讲，动员青年们回归大陆，为中共建政服务。许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当场报名，毅然带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丢了高教部的官职，甚至连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职也丢了。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数次努力，想把曾昭抡调去，但校党委始终不答应。最后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把曾昭抡教授请去湖北任教。从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汉，所以我们再去俞大絪家，当然就见不到他了。

　　我的母亲一九五七年也被划做右派，父母两人就不敢再多与友人来往，免得给别人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还曾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过几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亲说，俞大絪教授一个人孤孤单单，需要有人表示关心。父亲说：那两年俞大絪教授明显地变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毫无间隙，而且日益残酷，正常人之间，壁垒越加森严，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亲在家里，会经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北京大学的极左潮流，会伤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从北京大学发作起来。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难以自救，不敢也无法顾及他人。过了些时，我因为会拉小提琴，参加了北京一个中学文艺宣传队，到北京大学去集训几个月。母亲悄悄嘱咐我，想办法打听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晓得在北京大学极左气氛中，不可能公开打听俞大絪下落。我曾经趁着月黑风高，偷偷跑去燕南园。可是没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只是跟随，从来没有想到要记路，有一天会独自来探听她的安危。燕南园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标语大字报，门窗残缺，庭院荒芜，一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学者们居住的地方了。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英文系所在，从那里的标语大字报里，发现对俞大絪教授的辱骂，她已经“自绝于党”。我当时读到打了大红叉的标语，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之后我打听到，“文革”发生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书籍文物都遭毁灭。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狠命抽打，鲜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

　　母亲听说了以后，独自关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连续几日，什么话也不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俞大絪教授因为出众的聪明才智，加以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别要强，又特别的高傲。曾昭抡教授受辱，已经给她许多打击，她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绝对无法继续忍受。士可杀，不可辱，那心情父母亲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曾昭抡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还在重病期间组织学生完成《元素有机化学》丛书，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随后“文革”开始，曾昭抡教授不仅得不到医护治疗，反要被批斗被隔离，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辞世，曾昭抡教授终于支持不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离开了他曾贡献毕生精力却难以赢得尊重的祖国，他才六十八岁。

　　从此我在家里，再没有听父母亲提到过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会引起太多的伤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还有曾昭抡教授，将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的子孙会一代一代地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