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传落马校长坊间口碑一边倒 不少人称处罚有些过

　　“楼新得像暴发户”

　　2015年11月，并不是纪检部门对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次巡视。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当时的巡视组组长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

　　2015年1月5日，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

　　陈文申和苏志武都出席了这次的反馈会，并当场表态：“立行立改，抓好整改。”

　　然而，这一次巡视还发现了一起陈年旧案。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时任图书馆长将3万元公款存入母亲名下。但事发后，学校并没能及时发现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在该图书馆长被判刑后，学校又发生了一起被内部人士称为“后勤案件”的事件，但这起案件甚至没有按规定上报驻教育部的纪检组。中国传媒大学在南京开设的南广学院也曾因财务问题被调查，分管财务的时任副校长也因“行为不妥”而被免职。

　　这次，巡视组收到最强烈的意见是学校的基础建设。自从2006年5月苏志武担任校长以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将这所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教学楼、操场、游泳馆、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等多个工程几乎同时进行。

　　2002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传媒大学“大兴土木”的节点。此前是人才和学科的深度发展，而在这之后则是硬件设施的高速建设。为了配合2004年的50周年校庆，学校早在2002年便开始兴建一批新校舍。但当时的建设工程远没有后来的浩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就因大兴土木而频发贪腐案件，直到2013年，高校的贪腐案件中有80%都与此相关。

　　朱玉泉也指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基建项目“周期长”。苏志武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5年9月，他说：“如果还不能完工，我们就不开学了。”这是他在操场上对工地负责人说的一句重话。但显然这句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学校的操场已经修了3年，至今没有完工，已经有3届学生，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

　　在校内人士看来，项目的缓慢运作是因为策划时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一些项目的预算论证也不够充分、细密。功能定位甚至并不明确，经常导致设计变更、功能变更，边建边改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建工程进度。学校建设资金需求与有限财力矛盾突出。中国传媒大学里的某个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一建就是10年。“我们这么多工地谁给钱啊?都是靠筹措的，” 一位接近校领导的内部人士说，“很焦虑的。”

　　于是，“转工地”成了苏志武的习惯。他曾是插队知青，做过车间工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消散的农民气质。“很土”，不少老师这样形容他。除了出席正式活动，他总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去学校各个工地转悠。有一次，他甚至穿着雨鞋，戴着黄色的安全帽，拿着铁锹和工人们一起在修建的操场上铲土。

　　“我批评过他，”上述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校领导不应该这样。”另一位老师则更加尖锐地批评道：“这些亲力亲为的事情应该由校领导做吗?他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是教学吗?”

　　“现在的楼新得像暴发户，基础设施越来越高大上，学术的东西却越来越沉沦。”一位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执着于硬件设施建设，是因为那些都是显性工程。现在学校的硬件发展远远超过了学术的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传媒行业的发展。”

　　不止一位老师流露出对上世纪80、90年代教学环境的留恋。那时中国的电视行业刚刚壮大，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刚好参与其中，相关学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虽然那时的校园里，最高的建筑只是一栋9层的主楼，土路两边还趴着一堆低矮的灌木丛。

　　一些师生显然不能完全接受校园环境的改变。原有的草坪被挖开，建起了小桥流水;柏油路被撬开，铺上了石板，道路无比宽敞，但行人道消失了。“这些真的有必要吗?”不止一个人这样问。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出现一个英明的校长吗?”

　　纪检部门在反馈中提到，中国传媒大学在用人和干部选拔上听取民意不够，公信度不够高，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在执行纪律时也存在“好人主义”。一位与苏志武相熟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为了评职称，“把菜刀拍在了苏志武的办公桌上”，马上心愿得偿。

　　苏志武自1993年进入校领导班子，“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学院领导，有机会让学院得到优先发展。”一位老师说，“苏志武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会改变吗?”

　　曾有一位老师希望竞选学院领导。他有一次偶遇苏志武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雄心壮志。苏志武低着头，对他说：“当领导是要牺牲自己的，是要为大家服务的。”这个老师并不认同，开始大声地反驳他。苏志武沉默了很久，突然说了一句：“当领导，就是当孙子。”“他声音很小，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院系合并是近年来最令高校头疼的事。早在2002年，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在教育部主张的高校合并浪潮中并入中国传媒大学，这让传媒大学的校园面积增加至49.96万平方米，扩大了一倍。

　　也是从这两所学校的院系合并开始，老师们对学校的学科设计、学院安排产生了诸多不满。“有人论证过应该怎么合并吗?”一位老师甚至曾在合并后的学院大会上公开指责：“你们研究的煤和我们研究的媒不一样。”

　　此后，一些学院又因为院系领导的“权力斗争”陆续拆分成若干个学院。“行政高于教学，有些学院的拆分是极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人解释。”虽然并校浪潮中更多的大学是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但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科发展并不平衡。在一些弱势学院里，有的老师甚至至今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难完全按照专业、教学的发展科学地管理;这是所有高校都会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行政权力也缺乏有效的监督。中传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是诸多高校所面临的问题。

　　他一连串地反问，“新的校领导班子就一定不会再出问题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某一个偶然出现的英明校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