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是怎样拆掉的?梁思成林徽因给周的信首曝光

　　梁思成写给周恩来的信原件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他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即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事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做一决定。我们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较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需开会决定，我也愿的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总之，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都因为行政中心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在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作此请求，如蒙面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梁思成

　　1950年4月10日

　　赐示请寄清华大学，电话四局2736至2739分机32号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城墙，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因为要拆除中华门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林徽因甚至说，“如果拆了这三个门，我就去上吊。”可是还没等她上吊，一夜之间，这三座门已经没有了。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老北京城被以交通问题，修广场，建地铁，逐步全部拆除。

　　50年代忧心忡忡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座中世纪封建帝国的都城，有什么价值呢?欧洲人有一句名言，说的是“建筑是石头的编年史”，在一座建筑上可以很直观、很真实，甚至很细致深入地读出一段历史来，那么，老北京城就好比一部集大成的丛书，另一部《永乐大典》。作为京畿之地，它拥有一个大国首都全部的功能，包括朝仪、礼制、祭祀、行政、文化教育、宗教、后勤保障、作坊、仓储、警卫、娱乐、家居、市井商贸、金融与服务业等等各种系统，所有这些功能系统都有相应的建筑系统，每个建筑系统里有相应的生活。正是这些建筑系统构成了老北京的机体，在这机体之中蕴藏着不计其数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整体的艺术价值在内。眼下关于老北京的书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可是对于老北京城的历史文化遗存来说，只写了九牛之一毛，而且，不论怎么写，不论写多少，都赶不上老城本身的蕴含那么丰富、那么生动、那么充实。这些历史的教训让人无法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