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害怕
被毒贩逼迫吸毒
新京报:做一名卧底,最让你纠结和焦虑的是什么?
王云荣:纠结的还是这个工作很危险,心里总会担心。焦虑是很多时候案子不好做,陷入僵局。心里怕案件不成功,抓不到嫌疑人。
新京报: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通常怎么去缓解?
王云荣: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有时睡着了,做梦还梦到和毒贩周旋。我会去跑步或者做瑜伽,有时找朋友聚聚,不想工作的事。
新京报: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王云荣:要说最害怕,还是最怕被逼吸毒。有一次好几个大汉在旁边,桌上摆着针筒,说一定要扎一针,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新京报:有些缉毒警因为工作染上毒瘾。
王云荣: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干缉毒不久,卧底半个月,我一个人去了交易的小旅馆。本以为毒贩是一个人,结果进房间才发现是三男一女。贩毒团伙的老大一定要我和他们一起吸几口海洛因。
旅馆房间是封闭的,出什么事外面的同事看不到。我那时候脑子里转得飞快,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说“行,吸几口,我今天就是想过来买一点好东西。”
新京报:后来真吸了?
王云荣:没有,我边说边装着不小心,把装钱的包掉到地上,让钱散了出来。我趁机提出要看他的货,他看到钱,就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再逼着我吸。看到毒品后,我装作很惊喜的样子,说货很好,有多少我全要了。又说钱没带够,打电话让我“老公”准备钱,埋伏在外的同事们冲进来把他们全抓了。
最荣耀
我在挽救一个个家庭
新京报: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卧底的主人公有时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警察还是罪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王云荣: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我接触的人比较杂,有许多“灰色人员”。和他们时间久了,有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警察。这主要是为了能融入其中,其实内心深处,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警察。
新京报:做了11年的卧底,你的身份难免会被毒贩发现吧。
王云荣:这么多年,受过的威胁太多,还有人扬言要花50万找人砍死我。2013年7月份,我生病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吸毒人员打过来的,“我出来了,我不会让你好过,你等着,我整不死你也要整死你的女儿。”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学校,联系孩子,跟她说,如果有外人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哪一关最终没能过去,“不幸”了?
王云荣: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直到现在都有,威胁我,我没感到太害怕。但是威胁我的家庭,威胁我的孩子,我心里才紧张、难受。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回头想想,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王云荣:所有的害怕,最终还是会被抓到犯罪分子的喜悦冲散。还有,我现在和一些吸毒人员的家人也有联系,他们很尊重我,没有人因为我抓了他的亲人而怨恨我。
这对我是一种肯定,也表明我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挽救了一个个家庭。这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最愧疚
最对不起的人是女儿
新京报:你通常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
王云荣:我从不向她讲我的工作,我不想把那种恐惧带给她。她小时候只知道我是警察,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打死不当警察,当警察要经常加班。”现在她15岁,稍微大些了,才知道我以前是干缉毒警的。
新京报:你平时照顾女儿肯定很少。
王云荣:我丈夫也是外地人,女儿小的时候,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后来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女儿基本是跟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她一两岁时我到处让朋友帮忙带,两三岁时我就已经把她自己放在家里。对女儿,我觉得很愧疚。
新京报:回首你的缉毒经历,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自我评价?
王云荣:这些年我尽自己所能做了些事情,对得起头上的警徽。
新京报:你怎么去评价缉毒警察和卧底这样一份职业?
王云荣:相对其他警种,缉毒警的危险程度首当其冲。我们自己内部开玩笑,说宁抓十个杀人犯,不抓一个瘾君子。干缉毒警、干卧底,需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但是,社会又缺不了缉毒警。
新京报:毒品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云荣:我这些年一直在和毒品战斗。我对毒品,就是憎恨,多少人因为它家破人亡。我希望这两个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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